“陶士兄此去西洋，周游列国，想是所得颇多。”张佩纶客气地说道。
“那是自然的，此行经年，方知天地之大，免了做井蛙之厄。而今归国，正欲以所学报皇上圣眷隆恩，没曾想却招来千夫所指！”洪钧冷冷地看着二人，道，“二位今日前来，是不是也要如那些井蛙一般，当面指斥我一番呢？”
“陶士兄说哪里话来！”张佩纶看到洪钧一副气哼哼的样子，知道他刚才应该是让吴大澄和陈宝琛给气着了，便笑着说道，“我与孝达，可是从未在背后说陶士兄的坏话啊！”
“幼樵所言极是，陶士兄可知，因幼樵与我不发一言片纸言你之非，多有怪罪我二人者。”张之洞在一旁叹息道，“为了陶士兄，幼樵与我可是没少受人指摘啊！”
听了张佩纶的话和张之洞的大倒苦水，洪钧意识到自己对他们俩的态度有些过了，毕竟他们俩确实没有随着其他的清流言官们上折子弹劾自己。
“来人！上茶！”洪钧起身吩咐道，并亲自搬过椅子，请二张落座。
“适才我与孝达在门前见到陶士兄写的这个……”张佩纶一边观察着洪钧的脸色，一边小心地措着辞，“此事老师确是大不该，但陶士兄所为，似乎也有些过了……”
“幼樵，孝达，我倒要请教，如果此等情事，落到了你们二位身上，你们会如何做？”洪钧一听张佩纶说起这件事，心头的怒火又升腾了起来，说话的声音也不自觉的高了起来。
“此事是老师做得不对，但毕竟是我等恩师，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尊有错，面折力争可也，但如陶士兄这般公然告示与天下，退出师门，不与老师留丝毫颜面，老师年迈体弱，万一给气得狠了，有个三长两短。他日陶士兄忆及此事，只怕也会悔之无及吧？”张佩纶委婉的劝道。
“是老师不要我这个学生在先，非是我一意如此……”洪钧想起此前李鸿藻对自己的关怀和照顾，心头怒火渐熄，但对于李鸿藻暗中安排洪顺监视自己的事，仍是耿耿于怀。
“老师当时说不要你，那是一时的气话，非是要将你逐出师门，”张佩纶见事有转机，立刻接着说道，“老师现下已然后悔了，适才伯潜和止敬便是受了老师之托，前来劝说陶士兄的，只是他们二人言辞太过，为陶士兄所逐。老师仍不甘心，方才使我与孝达前来劝说陶士兄。”
“幼樵所言，句句是实。”张之洞也在一旁劝道，“陶士兄切不可因一时气愤，断了恩师眷顾和你我手足之情啊！”
听了张佩纶和张之洞的劝说，洪钧的脸色终于缓和了下来，一时间默然无语。
这时洪钧的仆人端茶进来，洪钧没有说话，而是亲手给张佩纶和张之洞奉上了香茶。二张接过茶碗，也没有再劝，而是轻轻的用碗盖拨弄着水面的茶叶，观察着洪钧的反应。
洪钧奉茶完毕，转头对这位仆人道：“你这就下去知会一声，让他们把……把帖子揭下来吧！人也都回来，不用再守着了。”
仆人应了一声，领命而去。看到洪钧似有回心转意的迹象，张佩纶和张之洞对望了一眼，各自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一丝喜色。
“烦劳幼樵和孝达转告老师一声，就说老师的恩情，学生一日不敢或忘，可老师给学生之心伤，学生亦断难遽忘。”洪钧说道，“学生会时时自省已过，也请老师今后三思而后行。”
听到洪钧的回答中又自称自己为学生，称李鸿藻为老师，张佩纶和张之洞很是高兴。但张佩纶也知道，这件事现在也只能到此为止了。他正准备要告辞回去报告给李鸿藻喜讯时，洪钧又说道：“老师那里，日后学生平时恐不便前往，有什么事，还请幼樵和孝达随时告诉我一声。”
张佩纶和张之洞都愣了一愣，但是他们很快便明白过来洪钧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不由得急速的交换了下眼色。
“好，老师那里有什么话，我和孝达一定带与你知道。”张佩纶说道，“陶士兄如果有什么话给老师，我们也一定替陶士兄带到就是。”
“如此烦劳二位了。”洪钧拱手道。
“我和孝达便先告辞了，”张佩纶也拱手道，“老师那里，尚等着我们的消息呢。”
“那我便不留二位了。”
二张随即向洪钧告辞，洪钧亲自送二人出门，上了轿子。
差不多与此同时，病榻前的李鸿藻，向吴大澄索回了那封洪钧的宣布退出师门的信，锁入柜中。吴大澄和陈宝琛心下奇怪，却也不敢多问。二人回到家中，也将洪钧写给自己的绝交信收好上锁，仿佛那是蛇蝎毒虫一般。
翌日，总理衙门，东所。
总理衙门是清政府为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所在地原为大学士赛尚阿的宅邸。总理衙门的东半部为中国最早的外语教学机构京师同文馆（也就是国立外语学院），简称“东所”，西半部为各部院大臣与各国使节进行外交活动的场所，简称“西所”。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认为同外国关系仅是“理藩而已，无所谓外交也”。俄国使臣来华，沿例由理藩院接待，其他各国均由礼部接待办理。在鸦片战争后，由两广总督专办与欧美国家的交涉，特加钦差大臣头衔。《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相继签订后，各国在华设使馆、驻使节。各国使节不愿意以“蛮夷”的身份同带有封建社会衙门习气的清政府的外交机构“理藩院”打交道，同时认为地方总督无权处理涉外事务，多次要求清政府建立专门的对外交涉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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