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年十二月丁亥朔，上命户部尚书高务实经略蒙元诸事，督禁卫军及蓟辽宣大七镇，兼管天津备战。赐尚方剑，诸将官不用命者军法从事，毋庸报闻。
消息一出，原先还只在私下议论的关于“开春伐元”之事便直接摆在了台面之上，而对于高务实“二任经略”，也难免议论纷纷。
前一次高务实任经略，本质上是朝廷虚张声势吓唬人。因此，那次虽然创下了一个记录，即他在名义上掌握七镇边军的同时居然不曾卸任戎政侍郎，边军京营一把抓，但因为那一次他甚至根本不打算离京，故而朝廷百官也没有太大的反应。虽然也有人上疏表示如此作为会导致隐患，但基本上没闹出多大声响。
然而这一次可不同了，这次高务实手里掌握的力量甚至比上次虚张声势的更加庞大，立刻就引起很多官员上疏表示反对。
要说权力大，其实也的确大：禁卫军不必说了，这几年来朝廷费尽心力打造的核心精锐，全军虽然只有六万余人，但火炮配备达到同等兵力边军的两倍以上，禁卫军中的骑兵部队一人三马，可谓全大明最富；
蓟辽四镇为蓟镇、辽东、昌平、保定，其中辽东有兵十八万，蓟州有兵十八万，昌平有兵六万，保定有兵四万，这就高达四十六万大军。
另外还有个天津被单独开列，这天津镇是由于天津港越发重要之后新设的，还没有被划归蓟辽总督管辖，所以这个镇稍微有点例外。它的马步军只有两万左右，但却有一支水师。不过圣旨只说让高务实兼管天津备战，考虑到水师不可能去察哈尔，高务实也不差那两万步骑，因此天津镇大概不会真正参与作战。
宣大那边和之前差不多，宣府有兵十三万，大同有兵十二万，山西有兵七万，合计是三十二万大军。如此算来，高务实如上次一般，手底下依然是八十多万大军，好像没什么区别才对，怎么就不同了呢？
且不说上次只是虚张声势，而这次是实打实的要“督”军，实际上后面那句赐尚方剑的表述才是更让人震撼的。
本来大明的文官地位就高，专门派去边疆督军作战的总督乃至巡抚都经常有被赐予尚方剑的时候，以便能对麾下将领形成足够的威慑。然而，以往在赐尚方剑时的表述都是“总兵以下不用命者军法从事”，而这次高务实的待遇却明显不同了，他是“诸将官不用命者军法从事”，并且“毋庸报闻”。
首先最明显的差别就是，高务实有权在他认定对方“不用命”的时候阵斩总兵这大明最高一级的将领，不仅能斩，甚至还“毋庸报闻”。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杀了白杀，连上报都不用，朝廷全面放权，对他不加丝毫制约。
另外还有一点，这句话说得不够确切，是能够引起歧义的。“诸将官”这三个字是应该理解为“所有将官”，还是理解为“所有将、官”？这个差别可是天上地下，前者仅指武将，那倒也无所谓，就算真杀了哪个倒霉总兵，朝中诸公心底里恐怕也谈不上多么心疼。然而万一要是后者那可就不行了，那是要包括文臣的！
怎么能杀文臣呢！这是暴政啊！
虽然圣旨里这话有点含糊，但京中百官显然绝不含糊，纷纷上疏要求皇帝释疑，必须把这事说清楚——说清楚当然不是根本，根本问题是必须保证没有人可以擅杀文臣！
事情到了这一步，甚至连实学派的官员们都无法善了，部分人也跟着上疏表示擅杀文臣是不对的，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仔细看看就会发现，除了高务实这一系的嫡流大部分立场尴尬只能保持沉默之外，几乎处于满朝反对的局面。高务实本人也连着上了两道奏疏，第一道奏疏表示自己绝不会胡乱加罪于文官；第二道奏疏则向皇帝表明自己的态度，说自己也不同意经略获得处置文臣的权力，并且强调此乃天子之权，即便是天子下赐了天子(尚方)剑，为臣者也不敢擅专云云。
本来这事按说只是一个字的问题，宫里随便回应一句也就是了。然而不知为何，一连等了三天皇帝都没有传出任何消息来，所有的奏疏如同泥牛入海，一点回应都没等到。
就当外廷的发酵已经有些过度，内阁绝大多数阁老都觉得必须再以请辞来提醒皇帝了，宫里却突然往内阁递了条手谕。这道手谕谈不上命令，而是提出了一个问题，皇帝在手谕中问了阁老们四个问题：“经略何职？所负何责？当予何权？其司何毕？”
经略是个什么职务？经略要对什么事情负责？该给予经略何等权力？经略的任务做到什么程度算是完成？
这看似是四个明确的问题，但阁老们都是人精，知道从表面推及内在，实际上皇帝这四个问题都是指向一件事：如何定义“经略”。
说起来，这可能是大明一贯以来的某种痼疾。有明一代，始终缺乏军事高级长官的经制官职设置，朝廷文官被派遣到地方上，大都是以兵部、都察院等挂衔的特殊身份，驾凌于三司之上。
巡抚、总督两职的来历和差别此前已有所述，两者都不是“经制之官”，本质上都是“事职”，权力来源并非朝廷架构，而是皇帝的临时委任。而“经略”也同样如此，甚至与总督、巡抚已然常设化相比，它既不常设，职司也从来没有准确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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