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的《税者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疏》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不是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颗小石子，而是往海里扔下了一颗原子弹——它掀起的绝不是区区涟漪，而是惊世狂澜、滔天巨浪。
我大明自太祖高皇帝起，一直就以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着称，怎么你高务实好的不学，偏要学那苛政猛如虎的前宋？
前宋“苛政”有多出名？明人提起之时，常言其苛捐杂税十倍于汉、五倍于唐，以至于广泛出现“不举子”。
举者，养也。不举子，就是不肯养育自己所出的子女。这么说或者太文雅了一些，不妨说得更直白一点：不举子也叫“生子不举”，即生了孩子不养育，把婴儿溺死或扔掉。
宋朝的沉重税负是其出现广泛的杀婴现象、杀婴习俗的主要原因之一。
按理说，类似于“不举子”这一类的现象，一般只会发生在极少数极端贫困的家庭之中，或发生在自然灾害和战争动乱的民不聊生时期。
然而在“以富着称”的宋朝，即使是没有灾害与战争动乱的阶段，仍然出现广泛的“不举子”现象，甚至演变成一种社会习俗——杀婴习俗。
苏轼在《与朱鄂州书一首》中说：荆湖北路，“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他被贬黄州，又见“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出自《东坡志林》）。
可不是只有苏轼记载这些，朱熹的父亲朱松在《韦斋集·戒杀子文》也说，在江西婺源，民“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
然而要说杀溺幼婴风俗最盛之地，恐怕还属福建。朱松在福建为官，“闻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虽有法而不能胜。”王得臣的《麈史·风俗》则谓，在一般情况下，“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即溺之，谓之洗儿。”
当时一些士大夫曾对此风加以严厉斥责，“东南不举子之俗伤绝人理”（《宋史·范如圭传》），要求朝廷严刑禁止。官府确也采取过多种措施，企图加以制止，然而不举子风俗并不见好转，不仅禁而不止，甚至一些地方还愈演愈烈。
类似情况的记载绝非零星散记，实在举不胜举，可见宋朝的税负已经重到让人连人伦大道都顾忌不得的地步了。其实别说道德规范不了，连严刑峻法都已遏制不住。
朱元璋立国时便以绝前宋苛政为要，但高务实在疏文中依然毫不畏惧地拿宋朝举例并进行了对比，不是他活得不耐烦了，而是其中有些简单的数据就已经很能说明当下存在的问题。
宋朝既然“生产力”不及大明，那么其真实财货的丰富程度自然也是不及大明的。可是，宋人即便是盛行“不举子”之风的地区，人们好歹也还是先有“二子一女”之后，这才开始杀婴，此事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苛捐杂税虽重，但三个孩子还是勉勉强强能够养活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宋朝收入近乎大明十倍，相当于税负也比大明也重了十倍，可是即便如此，贫民之家依然能养活三个孩子。那么，推而广之一看，大明的贫民之家岂不是能养活三十个孩子？这还叫贫民吗？这……是真的吗？
以上推论肯定不是真实情况，且不必说其他，单说大明民间那许多以自宫而求为宦官的人，难道都是天上掉下来的倒霉蛋？
自然不是，他们大多都是失地农民，本来就被盘剥得厉害，一旦出点什么天灾人祸，就只好行此下策。
但这里面还是略有不同的，即在大明活不下去的人主要以农民为主，了不起加上一些卫所军户。而宋朝活不下去的人却几乎不分职业属性，除了朝廷官员、皇亲贵戚等极少数人之外，谁都有可能活不下去。
如此回过头来一看，就会发现大明朝的商人、工匠等至少肯定比农民的处境要好得多，虽然他们的“理论社会地位”比农民还不如，但其实过得远比农民要好。
这合理吗？显然不合理啊！
如此，再加上高务实刻意渲染的“十倍论”，任谁来算这笔账都会觉得大明的这种“轻徭薄赋”，对农民而言似乎帮助并不算很大，反倒是对于工匠、商人而言那是太过分了——他们近乎没有税负了。
如此说来，咱们也不必按照苛政猛如虎的前宋来征税，最起码我征它个前宋的十一(十分之一)，这总不为过吧？
前宋的杂税加起来七千万贯，就算只征其十一，那也有七百万贯啊！
好，就算咱们的税种没有前宋那么多，就再打个对折罢了，可那也是三百五十万贯啊！
(注：两朝的一贯都等于一两银子，但其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在宋朝和在明朝并不对等，甚至在明朝的不同时期也有不小的出入[参考万历会计录]。只是这就太复杂了，我要这么写的话估摸会写成财政史，没有必要。)
如果大明朝廷每年硬生生的增加三百五十万两银子的岁入，那意味着什么？几乎意味着连开藩禁这件事，都可以暂时不用考虑了！而现在开藩禁不可能遽然停止，则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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