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申时行坐立不安的，并不是高务实已经够资格让魏学曾出面帮他——虽然这本身也是一件很具有代表性的事。
魏学曾是什么人？隆庆年间高拱回朝，以次辅兼掌吏部尚书，彼时魏学曾便已经是吏部左侍郎，是高拱实际上的“第一助手”。
换句话说，他是和高拱一辈的。只是他这个人的官运说好也不太好，当时如果正常发展的话，他其实是挺有希望赶在许国之前入阁的，谁知道……丁忧了。
后来回朝几年，其中还经历了高务实中状元等事，原以为这次该入阁了，结果不仅没入阁，还又丁忧了，最后就导致现在这个局面。
等他丁忧完要回朝，燕京方面一个萝卜一个坑，全都处在满编状态，张四维实在没办法给他弄回燕京(他资历太高，不可能降级用为侍郎)。万般无奈之下，便只好让他去南京先做一任南京户部尚书，等京师出缺再北调回来。
谁料，接下来张四维自己丁忧了。
不管怎么说，魏学曾在实学派内部的地位是比较特殊的，他即便不是现在的实学三阁老之一，但其在实学派内部的地位绝对不弱于现在的许国、张学颜和吴兑。
高务实能请动魏学曾为他站台、办事，足以说明高拱、郭朴、张四维三代首辅所留给他的政治资源已经被他完全掌控。
可以说，随着魏学曾的上疏，申时行“掂量高务实斤两”的计划算是已经完成，他已经知道了高务实的实力，知道他在实学派内部的实际地位不会弱于许国这个名义上的党魁。
但对于高务实现在这样的实力，申时行好歹也是有心理准备的，虽然真的摆在面前的时候会让他叹息一声，却不至于感到惊惧。
让他惊惧到坐立不安的，是魏学曾这道上疏的矛头所指。
这道奏疏，咋一看是弹劾潘晟，但申时行敏锐的发现那并不是魏学曾的重点。魏学曾其实只是顺便弹劾了一下潘晟，他真正要做的是在应天、浙江一带重新拟定税率。
大明朝的税率基本上是太祖朱元璋时期就已经定下的，它不像后世的税率那样拥有全国统一性，而是一地一税，以开国时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为根基搞出来的，后续调整的幅度非常小。
理论上来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固定的税制肯定会逐渐积累越来越多的问题。既然如此，那就该多调整调整，让税率始终符合各地的实际水平和承受能力。有些地方发展快了，这税率就可以稍稍提高；有些地区发展慢了，这税率就应该稍稍降低。
但以大明朝廷在财政问题上的一贯僵化表现，这种想法显然是在做梦。简单的说是怎样呢？不管你朝廷想提高哪一地的税率，当地(本县、本府、本布政使司)都势必跳出一大堆人来哭穷卖惨，只有朝廷表示要降税、免税什么的，才会听见歌功颂德的声音。
为何大明收税越收越少，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而具体到应天、浙江等地，提高税率这种事就更是以往碰都没人敢碰的禁忌话题。
为什么？因为这些地区虽然经济最发达，可是它们培养出来的官员也最多，朝廷中当政的大佬们一抓一大把，你要在他老家提高税率？你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啊你！
即便朝廷搞出了科举南北榜来平衡官员选拔的地域问题，但这种局面的改观也不是很大，因为东南官员背后依靠着全国经济最强的地区，该地区的大商人们为了确保自身的利益不被损害，都在背地里出资支持本地官员的“发展”，这个问题前文有述，此处不赘言。
于是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一些很不好的结果：大家的出身本就有了差别(南榜看不起北榜，除非你是三鼎甲)，现在双方所受到的额外支持还不对等，那当然是南榜进士更容易混出头。
于是这般一来，两百年过去了，东南一带虽然富冠天下，但其税率却始终不见上调，反而有个别地区居然还下调了一部分。
然而这种“大好局面”在高拱推进商税改革之后，终于出现了一点松动。
首先就是关税的征收问题。高拱主持了隆庆开海，一开始没敢大搞，只是在月港搞试点，用开海来换取征收关税——以前当地照样出海，但毕竟说起来都是违法的。高拱的这个开海实际上就是收一笔钱来交换他们合法出海经商的权力。
这笔关税的税率此前已经说过，不仅本身就定得很低，而且高务实考虑到“社会压力”问题，还给高拱建议了一套按船征税而不是按货征税的办法。这套办法其实是暗中给了船主合法避税的空间的，目的也是为了让海关机构不至于在草创期间被沿海大海商们联合起来整崩了、喷没了。
路要一步步走，饭要一口口吃。高拱接下去就在这个基础上慢慢扩大“盘子”，一开始只有一个区位优势比较一般，港口也不阔大的月港，逐渐发展到现在的一长串港口。
郭朴主政偏稳健，与高拱处于萧规曹随的状态，没有开创性的搞其他路数，只是继续扩大港口数量。
但到了张四维，上一次他就利用局势和心学派达成了一笔交易，在东南沿海地区开收商税——这个是陆地上的，不是关税。这笔商税的税率依然定得极低，平均算下来只有百三(百分之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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