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这句“该弹劾的就该弹劾”，可以算是今天重阳大会一锤定音的最终表态。其代表的绝不仅仅是他个人，而是整个高党、整个实学派集团的战斗宣言。
以高务实的意志所发动的第一次万历党争，就此爆发。
在他看来，这次党争的核心驱动力，是保证阁权优势在没有实学派首辅压阵的情况下依然不失。而其更直接的驱动力，则是确保申时行此次无法在内阁中塞进第二位心学派官员。
即便大舅丁忧去职，我也要让你申汝默孤掌难鸣！
还有潘晟。
不管你是见利忘义，还是迫不得已，总而言之，你已经改变了你此前的中立立场，明显站到了心学派一边。
这是你先背叛了过去的情谊，既然如此，也就不要怪我高某人不讲往日情分了。
如果背叛这种事也能轻易原谅，那我实学派这么多人，若是将来一天来一个背叛的，我还怎么“带队伍”？
杀鸡儆猴有时候未必好用，但杀猴儆鸡的效果总不会太差。
一位阁老，够资格当这只猴了。
党争党争，有党则必有争！更何况，这是大明朝的党争，可不是宋朝那种，没有那么温文尔雅，废法而不废人。
有明一朝的党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
高务实很清楚，历朝历代皆有不同程度的党争，但它们的影响也各不相同。虽然孔子曾有云：“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但历史告诉他，党争这玩意儿从来就不是小人的“专利”，君子也一样会党争，甚至争起来比小人还厉害得多。
为何高务实认为明代的党争与宋代不同？最能说明宋代党争的特点，要属“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
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距离北宋开国已近九十年，此时的北宋已经经历过对辽和西夏数次战争，国力消耗严重。同时，国内也出现了饥民叛乱，可谓“内忧外患”。
便在这个时候，名臣范仲淹向当朝皇帝宋仁宗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针对当时制度上的种种弊端，提出改革措施。之后，仁宗据此颁布多条诏令，史称“庆历新政”。
由于新政直击许多既得利益者的要害，所以“党争”的种子在一开始就被种下，最终使得庆历新政“无疾而终”。
为推行新政，宋仁宗有意提拔夏竦担任枢密使(全国最高军事长官)。本来夏竦对新政并无多少意见，但同为“改革派”的王拱辰、欧阳修、余靖等人对此坚决反对，最终夏竦未能如愿。就此，夏竦彻底站在了“改革派”的对立面。
随着新政的推进，改革派与反对派的矛盾逐渐公开化，斗争也日趋激烈：先是欧阳修上书指责御史台官“多非其才”；做为反击，监察御史梁坚弹劾与改革派领袖范仲淹关系密切的两位大臣，最终使得范仲淹和御史台长官王拱辰先后辞去官职，以示对同僚的支持。
在这之后，党争进一步“升级”：前文提到的夏竦使人篡改书信，诬称改革派官员的行为是“伊、霍之事”。这个“杀人诛心”之举令改革派中坚范仲淹和富弼深感恐惧，二人随即辞去朝中职务，出朝巡边。
持续不断的党争，使得变法无疾而终：仅在新政实施的一年之后(庆历四年)，范仲淹就被罢去参知政事(约等于副宰相)之职，富弼也于同日去官，二人均被改任为边抚使，远离朝廷。在这之后不久，改革措施被尽数废除，“庆历新政”就此落幕。
而与“庆历新政”相比，“王安石变法”更具有代表性。
宋神宗熙宁年间的这次变法可谓将“党争”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朝中几乎所有官员都选择了“站队”，而由于神宗力挺新法，“变法派”一开始便占据上峰。
随着新法的推进，反对派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御史中丞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神宗拒绝答复，前者就自请出朝；知谏院范纯仁上疏攻击王安石变法乱度，神宗未置可否，范纯仁也坚决辞职；元老重臣富弼称病罢相；司马光上书无果，主动要求到洛阳修《资治通鉴》；苏轼、苏辙上书陈说变法之弊，结果苏辙被贬河南，苏轼自请离京出任杭州通判……
可以说，反对派的官员无一例外都离开了中枢朝政。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变法失败，保守派再一次掌权(省略一点，不想偏题写太多宋史)。
但最关键的情况在于，这些看似激烈的争斗基本上没有导致死人，或者说没有出现政治本身之外的人身攻击乃至于肉体毁灭。
相较于大明而言，宋朝的党争那是真够克制的。
那么大明的党争是什么风格？
有人一说明朝党争就说万历末期，其实那是误解，实际上早在太祖朱元璋时期，“党争”的苗头已经显现。
当时，随朱元璋打天下的人中以淮西人居多，而朱元璋本身也是淮人，是故明朝建立之后，这批人大都封公列侯，身居高位。
当时其中的核心人物便是韩国公李善长，以他为首形成了朝中的淮人官僚集团。
由于身兼功臣和皇帝同乡两重身份，因此在开国后，李善长任左丞相，位列朝中第一。而在他之后，由其同乡胡惟庸继任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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