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今年的糖价，”祝三爷心里早就盘算好了，“要狠狠的往下压！等他家的糖行一开秤，我们就把每石的价格定为一两五钱。”
众人一时间都愣住了，这个价可是低得离谱了。往年年景最好的时候，糖价低，一石也得二两银子，收成差的年份能涨到四两多。祝三爷开口就是一两五钱，现在外面一石糙米都卖二两呢！蔗农们还不闹起来？
“今年的年成也就是中平，价钱按旧年的老例是二两五钱，都收了半个多月了。一下降得这么多，我们没法说啊，都是多少年的老买卖了……”反对的是“日昌记”的老板冯广丰。“日昌记”在糖行里规模比较小，而且这冯广丰并非汕广一带的人――他是伙计出身，娶了东家的独生女入赘才当上掌柜的，在这海义堂里很被人看不起。
不过他这么一说也触动了大家的心思。做买卖讲究长期合作，买卖双方都讲究留个余地。这么一搞和蔗农之间就留了疙瘩。
见大家都在犹豫，祝三爷冷笑道：“没事！现在人人都知道华南糖厂出糖多，我们就推说因为他们做糖多了，外地卖不动，所以价格才跌的。”
“这能行吗？！”
“为什么不行？蔗农要是愿意按这价卖，我们平白就赚了。再说了这降糖价的事情也不能怨我们，不是华南糖厂闹出来的吗？冤有头债有主……”祝三爷的话虽然越说声音越低。众人却都听明白了，有人暗暗叫好，也有人出了一身冷汗。
“妙！”刚才准备拉路倒尸去丢的掌柜叫了出来：既能让他们吃一记闷棍，又不至于和华南厂彻底撕破脸，万一要和解的时候还有个退路。
“不过，这事有风险啊。”老者说，“他开秤必然是最近的行情！现在广州的行情好，他加到三两一石也不会亏。我们价低，他价高，不是白白的把货源都送到他手里？”从刚才起他就在担心华南厂会收购砂糖。
“不碍。”祝三爷很有信心，“雷州这一府三县，一般的年景糖也得有二十几万石。华南厂的价高，糖自然就全往他那里去了。可你们算算：就算他收三分之一吧！少说也得十万两以上的银子，他上哪找这许多现银来？再说如今世道这么乱，他敢随随便便的运这么一笔银子来雷州？到时候没钱了想不收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雷州唯一有大笔现银的除了我们还有谁？卡紧了拿利息压他，就算压不死他也叫他亏到吐血！”
这套方案大家听得都觉得可行：本来是二十一家的糖行才吃得下去的货，现在丢给华南一家厂吃，非把它活活噎死不可。
“不怕万一，就怕一万啊。”老掌柜还是忧心忡忡，“要是他真敢运银子来呢？要是这会他们已经备好了银子呢？我们这一季没收到糖还是小事，不过是少赚一年的钱，就怕从此砸了牌子……”
各家的掌柜一听，觉得也有些道理，不免摇摆起来。祝三爷见个老头子夹缠不清，冷声道：“要办事还怕这个怕哪个的！照我看，什么也不干最好。反正华南厂收购我们也收购，多少总能收个七七八八的，他们愿意把糖运出去就让他们运好了。”
这话里有撂挑子的意思了，有些脑筋活络的知道他多半还有后手。当下都说愿意照办。祝三爷才又继续道：
“二是从从今天日起，大伙平时里和外人说话的时候，时不时的都要给华南夹点玩意，明白？不能明着说坏话，可得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比如这大铁碾子，还有那烟囱什么的，都是从没见过的玩意，俗话说‘反常为妖’。”
众人心想这招可够阴损的。不过因为有了垄断利益，这伙人虽然是正经商人，但也不是善男信女。杀人放火的事情不是没干过。
“最后，”祝三爷道，“每年各家照例是九八扣，今年这二扣里得交海义堂一扣――我给大家白当差没关系，手下人跑跑腿总得给几个，见人打听事也得花钱。海义堂现今公中账面上才四五百两，不够。”
掌柜们听了都有些肉疼，这所谓九八扣的规矩，是过去是蔗农把糖交给糖行代销时的手续费。后来虽然改成了现银收糖，但是九八扣的陋规却一直保留了下来。原是各家很大的一笔利润，现在平白要拿出来一扣，心里都有些不甘心。
祝三爷道：“你们也别苦着脸了，事情办下来了糖厂的存货就全是我们的了，糖价也给砸到了一两五钱，这里头的出息不大？还盯着这一点办事的钱，都没个算计！”
这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各行掌柜先按本行的规模大小，提前预缴了一笔银子给海义堂的公中账目上，供祝三爷随时取用。因为事有了着落，大家都觉得饿了，各自落坐吃喝起来。
祝三爷没吃几口，就说家中还有事，自己带着小厮先回去了。他家的宅子离这里不过四五家铺面远，宅行一体，不用出门就能到行里办事，甚至拜客都不用上街，直接从角门出去，就能直接到另一家糖行的宅子里，这样一家家的穿过去。
这也是被逼无奈，虽说这些年来通过“海义堂”办团练，结交官府和各路海主，来袭扰海安的事情很少了，但是小规模的抢劫绑票还是经常发生的，所以糖行宅邸是家家是院墙相连，彼此用角门连接，街巷都装有栅栏，高墙深宅，形成一个封闭的社区。一般的海盗土匪根本无从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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