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批流亡于海外的前王朝贵族后裔而言，“元”这个王朝是不可宽恕的，但是在我，一个异邦教士的眼里。鞑靼人最不可饶恕的罪行，是他们以毕达哥拉斯的印度信徒的有害思想，毒化了原本属于中国人的两条救恩之路，使得儒家和道家那些受到恩召和启示的睿智经典，最终变成了今天哲学家官员“曼达林”这个团体的僵化守则和只知道炼金术和符咒之类有害灵魂的异端学说的道士们手中摆弄的东西。
但是，我主基督的救恩使得他们最优秀的领袖在野蛮异教徒几乎毁灭了这个国家最光明最荣耀的一面的时候，像出埃及记里的那位先知一样，带领着最优秀的人找到了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在这里，他们保留了我主的救恩，还有他们最光荣的道德、传统、知识和尊严。
他们也保留了他们自己的宗教，然而，这宗教是没有经过印度的有害学说所毒化的。它其中有无数合理的因素表明，它曾经包含了主耶稣的救恩之路，也是最能适应耶稣基督的种子生长并开花结果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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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鸿篇巨着出版三十年后，帝国与意大利教会就爆发了着名的“礼仪之争”，愚昧保守的封建头目伪教宗克雷芒十一世逆历史潮流而动，悍然宣布《大帝国记》为禁书，并列入欧罗巴洲禁书目录，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东学西渐运动也因为他的一系列反动举措而陷入颓势。并因此导致了欧洲逐渐落于历史发展的大潮之后。
《伪罗马教廷禁书目录之大帝国记篇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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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应宸临行前致使何影的信
何影收到张应宸的信的时候，这个高个子的蒙古大夫已经乘上了去矿区的船。
拿着这份与其说是私信，不如说是工作计划书的东西，何影不得不钦佩这个神棍的勇气与行动力。
他坐下来，展开信纸，慢慢地读着临高第一任祭酒兼道协理事长的临别赠言。
“……异质文明之间的碰撞，其结果往往是先进的消灭落后的，文明的消灭野蛮的。所以这个时代，耶稣会轻易地消灭了南美的玛雅祭司，往上推溯三百年，伊斯兰教与藏传佛教轻而易举地让两支蒙古人接受皈依。但是，碰撞必然带来交融，对于宗教而言，被新信徒的旧传统所浸染也是难以避免的。
“吴茫石同志似乎想要在临高进行移风易俗的社会实验，就像澳门的那些修建了送子观音庙般的圣母堂的耶稣会士正在尝试的那样。这种事情，中亚与东南亚地区的伊斯兰教长，南美的耶稣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的修士都尝试过。但是，毫无例外地可耻地失败了。
“中亚的牧民依然信任萨满巫师，菲律宾的穆斯林依旧崇拜圣树，玛雅与印加的女神继续以瓜达卢佩圣母的模样占据了南美教堂的中心，可以预想，在宗教办的日后工作中，抵御旧文化的侵蚀将成为长期的，艰苦的任务。
“所以，改宗、改信、移风易俗，只能是初步的工作，如同利玛窦所言‘这只是在荆棘丛生的荒地里砍去了一些枝蔓’。
“只有重塑了旧社会以及旧文化所生存的土壤，才能够真正达到我们的目的。
“改造信仰的最终目的是改造文明，亦即将中世纪的农耕文明转入现代的工业文明，我希望我及我的继任者能够始终记得这一点，而不是愚蠢地陷入某种教条主义的拜物教式的自我封闭和倒退中去。
“中世纪的愚民式宗教鸦片短期之内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长远来看，我们必须摆脱天主教式的作风，把拉羊头式的短线投入转变成长期的持续的投入。
“教会应当负担起教学义务，借由宗教形式灌输的意识形态教育之外，基础教育才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明末僧侣教士和儒士之间无聊的‘天主译名之争’、‘地狱天堂之争’、‘太一混沌太极与理与天主的异同之争’，无非是一套欧洲的中世纪哲学与一套亚洲的中世纪哲学在争夺正统性和话语权罢了。
“我们的工作不是引入一套新的鸦片以便于统治，而是作为旧社会转化为新社会的催化剂，我们也不是要创立一套新瓶旧酒的货色，用新神去取代旧神，而是以新神的手去逐步蚕食神权存在的根基。宗教世俗化简易化是17世纪社会进步的表现，我们要引导这个新潮流，而不是在推翻了旧礼仪的基础上再增加一套新的繁文缛节，更不是将自然拜物教变成机械拜物教这样无聊而不知所谓的东西。
“在我有生之年，恐怕不得不和旧世界的信仰有所调和，临高修院之中也许会诞生17世纪的各种**，道教理事会里恐怕会出现激进复古的真君降临派或者道教版金色曙光会。但是务必要将教育工作抓好，只有一个彻底世俗化的文明世界，才能从根子上斩断中世纪的幽灵。
此刻莫学江州司马，青衫湿透也未免太难看了点，就让我们效法那位汶川的圣人，高呼一声‘为我斟一碗践行的酒吧’，踏上属于我和诸位的冒险之途。
祝我顺风吧，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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