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小孩说的就是这种老人家。他们对于现状没有什么掌控能力，缺乏对现状的理解能力，同时还多少有一点惶恐和不安。以往在家里，他们还有家人可以依赖。但到了ICU之后，身体上的病痛合并了精神上的紧张。他们的不安随着住院和目睹ICU抢救之后愈发严重。
当你呼吸困难躺在病床上的时候，看着距离自己不远的地方医生们正在努力按压抢救另一个情况和自己差不多的患者时，不紧张是不可能的。
而当抢救失败，一张白色的单子覆盖在了整张床上的时候，紧张的感觉会攀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对死亡的恐惧到达极限的时候，人们就会出现一种“战斗或者逃跑”的决策。
这种决策在生物行为中会表现为攻击性或者转身逃跑。但在ICU的病床上，连气都喘不过来的患者们根本就没有逃跑的空间。
“困兽犹斗”，说的就是现在这种情况。稍微有点和动物打交道的经验的人都会知道，没有后路可逃的动物基本都会选择疯狂攻击敌人。虽然人不只是动物，但这个规律却是适用的。根据张智甫的说法，云鹤市传染病院ICU运行的这么一个月里，已经有过两次患者试图去咬护士的手，并且对医护人员破口大骂的事情发生了。
这样的事件对医务工作人员而言当然是个巨大的精神打击。这个事情放在谁身上恐怕都受不了——我们冒着感染的风险，抛家舍业到前线，不计生死、无论报酬，尽心尽力的给患者治病……结果人家却压根不领情，还骂你是王八蛋，甚至试图用自己的牙齿把你的手指头咬一根下来。
这谁能受得了？
可越是这种时候就越要咬牙坚持。是，在ICU工作很苦很累。没错，在这里被患者骂了心里特别不舒服。
但……谁能舒坦的了呢？那些俯卧在病床上艰难呼吸的患者，他们在感受到自己生命如风中残烛摇曳的时候、在离开家庭，一个人待在这个仿佛到处都是死亡的房间甚至没个人能说话的时候、在听说隔壁床上的老哥哥感染了自己全家人，老伴死了、儿子死了、女儿重症，孙女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他们的心里难道能舒服么？
他们心里的苦和痛……只怕比医护人员更甚。那种无形的却又切切实实的痛苦，甚至让人生不起一丝对他们的恨意。医生和护士们除了自己委屈以外，更多的却是对他们的同情。
因为这个病毒，不知道要有多少个家庭支离破碎。他们甚至不敢确定，自己治好了这个病人之后，他的生活是能够继续下去……还是就此彻底和以往的生活就此诀别。
回答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只有一条——让时间来解答一切。作为医生，在ICU里他们能做的只有尽量保住患者的性命，然后让他们以一个相对健康的身体去面对将来的风风雨雨。
“对患者和医务人员的心理干预迫在眉睫。”忙活完了一整天以后，孙立恩拖着几乎快累散架的身体和冒烟的嗓子回到了酒店里。坐在座位上之后，他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笔记本电脑然后开始写报告。没办法，虽然状态栏能够提示出ICU的患者当中接近8成都有焦虑症状，但他并不是一个心理医生——孙立恩甚至觉得自己都快被憋出心理问题了。
如果没有安眠药的帮助，他几乎整晚都睡不着觉。而就算使用了安眠药，第二天早上起来依然疲劳的几乎没办法从床上下来。而在医疗队里，有类似情况的人绝不在少数。基本每天早上起来到了餐厅之后，孙立恩都能看到一片密密麻麻的“疲劳”和“睡眠不足”的提示。
传统干预方法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不管是请酒店播放舒缓音乐，还是降低灯光照明亮度，甚至给每个房间提供一杯热牛奶，发放消毒剂和浴缸隔膜让大家泡澡……这些方法一点用处都没有，疲劳状态下的医生们越来越多，每天早上酒店自助餐吧台上的咖啡机都处于排队状态。
再加上今天看到的ICU里的患者情况，孙立恩痛定思痛，决定向上级部门反映问题，请他们尽快调配有专业知识和力量的心理医生来对患者以及医务工作人员进行干预。
现在是抗击疫情最紧张的时候，虽然局面看起来不错，但任何一个阵线上的微小失误都有可能被扩大成难以接受的巨大损失。孙立恩自觉无法解决问题，那么向上级请求帮助就成了最妥善的方案。
“孙主任，你的报告我看过了。”两个小时之后，一个陌生的电话把孙立恩从浴缸里叫了出来。电话里面是个很陌生的男性声音，听起来很沙哑的感觉。但电话里，这个男同志的声音听起来很有些激动，“您提的这个想法非常好，也确实非常重要。”
“您是……？”孙立恩有些困惑的问道，“不好意思，我最近接的电话实在是太多了，实在是分不出来您是哪位。”
“我是国家卫健委规划司的，之前没有跟您通话过。”电话那头的人说道，“您这个建议，我有几个问题想要和您再确认一下。”
现在时间是晚上十一点四十分，还有二十分钟就要到2月6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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