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是从建隆二十二年开始，刘文济第一次以同等目光，来时审视、看待这一子一孙，刘继英于政事堂行走治事的同时，召见刘维箴问对的情况也变得频繁了。
二十二年黄河夏汛，水势异常，刘文济下诏，破天荒地以皇孙刘维箴作为河防使，率队出京，巡视黄河下游诸州县河防民情。
然后在巡视过程中出岔子了，刘维箴巡至濮阳时遇刺了，人虽没事，但吓得不轻，而刺客俨然是死士，行刺不成，果断自尽，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线索。
在王士廪的建议下，刘维箴没有将此事上报，诉苦告状什么的，而是以国家大事为重，继续遵从诏命，巡视下游州县，济民之困。
但显然，这件事是不可能瞒得住朝廷的，密集的眼线，迅速将此事上报给皇帝刘文济。对此，很难说刘文济是何感想，但他迅速下达密令，要求将此事压制掩盖，禁止泄密。
事情虽然压制下来了，但在一些不为常人所知的领域，此事却在不断发酵，影响之深远，可以说彻底改变了夺嫡之态势。
当然，刘维箴“濮阳遇刺”，也是建隆朝廷的重大疑案之一，不在此事本身，而在刺杀背后牵扯到的一系列夺嫡斗争。
至于说影响到夺嫡形势，刺杀案也只是一个引子，作为最大“犯罪嫌疑人”，奉圣谕，皇城使陈巍很正常地对睢阳公刘继英展开调查。
结果，刺杀案确实没查到与睢阳公府有什么干系，但却被陈巍找到了一些其他东西，比如，刘继英秘密交结朝臣的一些行为，与内廷勾结刺探消息，借着杨氏的影响力将手伸入禁军三司，试图染指军权，甚至被其收买的一些将领都暴露了出来......
还有一些旧账，比如早在章德太子在世时，刘继英就已经蠢蠢欲动，秘密培植势力，甚至将眼线埋入东宫之中......
一桩桩，一件件，足以让刘文济脑溢血。当然，这些事，刘文济依旧没有拿出来审判，皇家的威严总归还是要维护的，其乐融融的假象也需要维持。但是，关于刘继英封王的提议则彻底搁置了。
从建隆二十二年下半年开始，对于继嗣如何，刘文济已经有所偏向了。归根结底，刘文济的得位过程，虽属运气，更不乏阴谋成分，但他也不喜欢自己的子孙，也搞这么一套，还是刘继英这种搞法。
一手好牌，如此烂打，实在让刘文济意难平。
当然，即便刘文济对储君有着最高、最终的决策权，但在做出决定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大汉帝国，毕竟不完全是他一个人的。
比如杨皇后，得益于良好的家风，杨皇后很贤明，刘文济对她也还算尊重，但从刘继英“事泄”开始，刘文济对杨氏的忌惮，再度占了上风，也导致杨皇后的加分项也变成减分项了。
宗室之中，刘文济又分别垂询宗正、燕王刘昭与中书令、许王刘曜（建隆十五年晋亲王）的意见。燕王刘昭依旧滑不溜手，就和他“老狐狸”的外号一般，对此事是半点准确意见都不发表，皇帝要问，那就是“惟陛下自专”。
相比之下，还是二十多年君臣之谊，对刘文济已经十分熟悉的许王刘曜，谨慎地指出刘继英在理藩院的一些表现，隐隐表示担忧，怕刘继英华而不实......
当然，储君之事，刘文济是免不了同心腹大臣们商谈的。他曾与兵部尚书萧恭有过一份交心彻谈，萧恭则指出，朝廷内外，同情章德太子与皇孙者，众多！
甚至，还斗胆说出了一番诛心之言，以二人脾性，刘维箴继位，尚可保皇室和谐，但若是刘继英，那就未必了，至少章德太子一脉未必能保全......
刘文济始终对刘维箴的“迂软”感到担忧，又提出立其他皇子皇孙，对此，萧恭坚决地表示反对，直言那是取乱之道。
那一番君臣问对之后不久，萧恭就罢相了，被刘文济派到山阳担任巡抚使，萧恭也甘之如饴，他进言不为富贵，但远离晚年的皇帝，还是很有必要。
到建隆二十三年正月朔，在大朝当日，皇帝刘文济正式下诏，册立皇长孙刘维箴为皇太孙，正式确立大汉帝国的储君，结束了长达三年的夺嫡之争。
但结果出来，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至少刘继英是异常不服的。而皇太孙的册立，也是朝廷又一轮政争的开始，只不过，这一回，刘文济这个老皇帝亲自下场了。
在余生里，刘文济最主要的工作，便是为皇太孙刘维箴铺路，这个工作包括清除上位的荆棘，声势浩大的“睢阳派”，被刘文济一步步地瓦解，杨氏家族这个核心则被刘文济拆得支离破碎。
杨业的后人们，或贬或杀，就连杨皇后，都几乎被软禁在坤明殿中，不得再与杨氏子弟交往。当然，树大根深的杨氏，也没那么脆弱，刘文济也没有将之连根拔起的想法，只不过，在皇帝的辣手之下，辉煌了几乎整个建隆时代的杨氏，开始滑落了，“第一显贵家族”的名声坠落。
至于刘继英，则在建隆二十四年的时候，直接被刘文济赶到南昌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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