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这次到京师献俘，停留的时间太短暂，有许多想见的人没来得及见一见。
比如汤若望。
杨振倒是想见一见，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有能耐。
如果他对铸造西式火枪火炮果真有超出杨振及其部下们的真才实学，杨振倒是真想把他弄过来。
当然了，杨振这一次拜托褚宪章向崇祯皇帝提出这样的请求，并不全是为了想要依靠这个洋鬼子汤若望造出什么线膛枪线膛炮。
现在，杨振麾下的制铁所和弹药厂，已经合作搞出了大口径臼炮，来搭配开花弹使用。
虽然这一款被命名为冲天炮的臼炮，射程和精度一般般，无法与佛郎机炮相比，更无法与红夷大炮相比，但是这款臼炮使用的开花弹却威力不俗。
就此而言，杨振及其麾下炮队，在火炮使用上面，其实已经走在这个时代的前面了。
虽然只是领先了一点点，但是目前也够了。
眼下他迫在眉睫需要做的，主要是增加数量和扩大规模的问题。
此外，杨振军中火枪的问题，与火炮的问题大同小异。
影响杨振所部火枪装备及其威力的三大因素，即火药、枪管、燧发机的制造，已经没有什么技术障碍了。
而且有了威力更大的颗粒化的黑火药，有了相当数量的鲁密铳以后，杨振所部兵马使用的火枪其射程和精度，已经比一般火绳枪强多了。
即使燧发枪机的大批量制造，还有自制锻钢枪管的大批量产出，限于人力物力财力，他们一时还做不到，但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接下来，杨振面对的，同样是一个如何寻找更多的资源，尽快增加其数量和扩大其规模的问题了。
而且，这些问题，在杨振率部移驻到辽东半岛南端，有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以后，很快就将得到逐步的解决。
所以，杨振对线膛枪的需求，也并不是那么迫切。
杨振之所以想把汤若望搞到自己的军中来，是想利用这个洋鬼子在耶稣会的人脉，帮自己联络一些其他方面的事务。
当然了，最主要的一点是，不能让这个洋鬼子在崇祯十七年的时候落到李自成那拨人的手里，或者是落到满鞑子的手里。
那么除了汤若望，杨振在京师期间其实也想见见孙传庭，但是孙传庭当时关押在京师大牢里面，他没有找到机会见面。
他原想等着崇祯皇帝对自己以及自己部将们的封赏完事了之后，起码等圣旨发出来了之后，借着陛辞的机会帮素未谋面的孙传庭说说情的。
但是，崇祯皇帝没有见他，让他的这个盘算落空了。
而他之所以在崇祯皇帝封赏他以前，封赏他的部将们的旨意出来之前，不敢在那两次召见的时候提这个茬儿，是因为他担心触怒崇祯皇帝。
当时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一旦因为孙传庭的问题触怒了崇祯皇帝，那他别的事情恐怕也要搞砸了。
好在褚宪章是一个直人，这一次杨振通过他也能够实现替孙传庭说话求情的目的。
像孙传庭这样的人物，崇祯皇帝因为他的几句牢骚话，几句不敬的话，就把他从兵部尚书保定总督的高位上一撸到底，直接关在大牢里，一口气关了三年，实在是有点太浪费了。
直到后来杨嗣昌死了以后，崇祯皇帝无人可用，才又想起孙传庭来，放出来以后，直接让他当了陕西三边总督，没过多久，又让孙传庭挂兵部尚书衔，赐尚方宝剑，总督河南、湖广、四川等地七省军务。
可惜的是，到了那个时候，大明朝整个北方已经彻底糜烂，即便是孙传庭这样的人物出来主持大局，也已经无力回天了。
崇祯十六年十月，孙传庭战死，尸骨无存，几个月后，大明朝京师沦陷，崇祯皇帝上吊自杀。
有人说，传庭死而明亡矣，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如果孙传庭能早两年被放出来，那么形势会不会有所不同呢？
杨振这个来自后世的灵魂，既然知道此时此刻孙传庭这样的人物，就因为与杨嗣昌不和，与杨嗣昌斗气而被崇祯皇帝关押在京师大牢里三年，他又怎能无动于衷，袖手旁观呢？
无论如何，他也要为孙传庭说说话，努力为大明朝续续命啊。
崇祯皇帝听不听，那是崇祯皇帝的事情，然而说不说，做不做，却是杨振的事情。
在保全自己的前提下可以说而不说，可以做而不做，杨振自己的心里，也过不去那道坎儿。
对杨振来说，让褚宪章给崇祯皇帝带话，请求放出孙传庭，就权当是尽人事听天命了。
却说褚宪章见了杨振，向杨振及其部将们传达了崇祯皇帝的旨意以后，当晚即交割了从京师带来的那些军械，次日一早，就告别了杨振，离开了松山。
朝廷的两拨传旨钦差全部离开之后，松山城里总算是暂时消停了下来。
而且有了先前卢志德宣读的崇祯皇帝旨意，留守松山诸将也都知道，朝廷对于他们的升赏，包括已经奉命在十一月以前就渡海前往辽南的那些将领们的升赏，皆由杨振一言而决。
知道这一点以后，这些人反倒安下心来了，各做各的事情，一心等着杨振的决定。
而杨振并没有立即做出决定。
正月初四上午，杨振亲自到南门外送走褚宪章一行人之后，领着留守诸将，策马去了止锚湾的船营，去探视海上冰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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