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罗马人则逃亡高卢，那片凯撒曾经征服过的土地，不过它当时已经属于法兰克人了。根据萨克利法典，成为国王的附庸会拥有很多特权，罗马人在这片土地上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罗马公民，他们要想尽办法成为国王的附庸。
在东罗马帝国，罗马公民还是享有特权，当查士丁尼瘟疫爆发后，饥荒、地震也相继而至，君士坦丁堡曾有40多天都在震动，一开始所有人都有食物可以吃，后来变成了罗马公民可以分配到食物。如果有人有打鱼的打算的话，瞧瞧黄金海湾中漂浮的尸体，太多人死了，连掩埋尸体都来不及，没有空余的地方埋葬，所有塔楼成了陈尸的第饭过，当塔楼被装满后，再把它封上。等塔楼也装满了，人们就实行海葬，将尸体扔进了大海里。
城里再也听不到唱诗班的挽歌，也看不到出殡的队伍，潮汐将漂浮的尸体冲向了海岸，上面浮了一层金色的油，谁有心情吃那样海里捕捞上来的鱼？
在瘟疫爆发前，东罗马帝国的军队有75万人，到查士丁尼死亡时只有15万，也因为军费的减少，士兵的待遇不可避免得降低，结果是战斗力大不如前，帝国的防御力量一落千丈。
这些不留情面的残酷打击让查士丁尼的梦想完全破灭，他不再回味昔日罗马的荣耀了。如果要给人类的灾难史做一个排名，公元536年毫无疑问名列前茅，那一年冰岛火山爆发了，火山灰在君士坦丁堡造成了18个月的黑暗，即便太阳升起了，也只能看到一个红色的轮廓，感觉不到丝毫的温度。
1792年冰岛火山又喷发了，这造成了粮食减产，也许路易十五让粮食自由市场化是希望改变农民的生存条件，粮食价格太低了，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促成了土地兼并和暴富的资产阶级。
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会留20%的粮食自己吃，剩下的80%运往市场，他通常都是运到市场去卖，粮贩子赚走了大头，而农民又要承担赋税和生产粮食的成本和天灾造成的风险，在没钱的情况下只好把土地卖给富翁了。
至于城里的市民则看着粮价节节攀升，他们的收入吃不起面包了。
也许有人会说不吃面包吃其他的，人活着都需要体面，还有尊重，富豪们有了钱不还是从国王那里买贵族头衔。
自由市场化只给了少数人带去了福音，而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依旧停滞不前，缺乏安全保障和稳定性，精英和知识分子宣扬的理论和知识在恐慌面前起不到任何作用。
忽视人民收入水平以及他们绝望的情绪，终日在沙龙里大谈政治，又或者在凡尔赛歌舞升平，对民众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精英贵族们对普通民众的不尊重几乎与降临到人民身上的经济悲剧一样令人痛苦。
不完全的市场竞争只会让少数人手中握有权力，贵族是不交税的，这让他们在和资产阶级竞争中占据了优势，只是这也会导致市场失灵。如果不是因为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过低，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个问题就不会如此凸显了。
拿破仑带着法国人翻过阿尔卑斯山，有一个营因为军靴的问题哗变了，这真是因为靴子的问题么？
英国的军服和武器自备，小伙子当然愿意穿漂亮的红虾兵制服了，再加上锃亮的军靴，走在街上看着多风光。如果他穿得像个乞丐走在街上，谁觉得从军是件体面的事？
市场带来的繁荣不该只掌握在富人阶级里，而是整个社会阶层，使全社会共同受益。当女性发现自己的孩子饿得气若游丝的时候，也会举着围裙找国王要面包的。
有传闻，巴士底狱里有很多因为贵族递“小纸条”关押起来的无辜民众，巴黎人民在群情激愤下攻陷巴士底狱。
这固然是一个故事，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他们吃不起面包，怎么不吃蛋糕”是一样的，但真不存在滥用权力的人么？
众怒难犯，不只是巴士底狱，连巴黎的城门民众也一起拆了，一个收税的地方凭什么修那么豪华。
至于修凯旋门，那时法国人的日子不像以前那么紧巴了，虽然拿破仑也不是完美的君主，人们在为他的胜利欢呼后也会感觉迷茫，但他给了人们一个不同于科举考试的晋升机制——军队和战场，考试没考好可以复读，战场上输了就要丢命，没有重来的机会，和他“一届”的将军们都是火速提拔的。这本该是一个透明的、公平的制度，却因为拿破仑自己不喜欢一个读书时的中尉，不论那个人多么有能力、有多少人推荐都不给对方机会，在这种极度不公平的情况下，那个中尉就伙同了同样遭到冷遇的共和派军官，在圣马丁运河的开幕式彩排上伪装成骠骑兵，刺杀那个破坏共和国的独裁者。
这次刺杀没有成功，拿破仑好像有所警觉，在举行仪式的时候戴着佩剑，不像凯撒一样手无寸铁、穿着罗马长袍。
这些刺客没有当场死亡的后来也被绞死了，他们被换上了纯黑色制服，而不是按照他们过去的兵种穿的制服。
就像威尼斯的总督马里诺·法尔耶利，其实利用权势搞死情敌或者密谋推翻共和国实现世袭的权贵不只他一个，他的主要问题是试图推翻“十人会议”的审判结果，并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与其他“不满者”集合到一起，试图消灭“十人会议”，于是他就成了那么多位威尼斯总督画像里唯一一个被蒙上黑纱的总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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