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是意大利人，虽然他13岁之后在法国念书，但他从小接受了拉丁式的教育。
在远征埃及期间即便高卢人以体力旺盛著称，沙漠里跋涉那么久大家都很累了，为什么要把驴让给学者骑呢？很多人都对此表示不理解。
凯撒与西塞罗以及擅长雄辩的罗马贵族也不对付，文官嫌武将太野蛮，武将嫌文官太迂腐，大家的价值观不同。
然而拿破仑·波拿巴却通过远征埃及让学者和士兵的关系融合了，蒙日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因为卫国战争负伤残疾的士兵。
其实礼遇学者波旁王室和很多贵族都做了，包括让·雅克·卢梭和杜巴丽夫人沙龙里的艺术家们，但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一如拿破仑礼遇了波旁贵族，他们也宣誓效忠，可私下里他们还是偷偷在万人坑里找到了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路易十六的尸体，以及到那个曾经关押他们的塔楼悼念。
拿破仑以为自己和玛丽·路易斯结婚了就能换来神圣罗马帝国这个盟友，实际上要等他死后，他的家人们才被正式接纳，成了欧洲的皇室、贵族。
平民可能无法理解这些贵族的想法。
加缪和萨特都讨论过人如何在荒诞的世界里生存的问题，西方近代历史就是不断把人类生活理性化得组织起来，在这个合理的生产秩序中，每个人个体都是流水线上一个随时可以替换的螺丝钉，个体的不可替代性、不可重复性被消解。
如果说中世纪是强调神权，人做善事是神计划的一部分，忽略了人的价值、需求和尊严，那么近代则是用“流水线”的方式忽略了人的价值、需求和尊严，只不过以前资产阶级和普通人是一伙的，都要被那些贵族欺压，现在他们也成了统治阶级，和那些贵族一起欺压无产者。
他们不需要那么多人思考，比如一个咖啡服务生，他只需要按照萨特说的稍微动一丁点反思能力就会变得很焦虑，难道我一辈子都要干这个？我生来就是在咖啡馆给人端盘子的？
他们会告诉那个侍应生，不要想那么多，你要专心得努力工作，存够了钱，然后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咖啡馆。虽然从侍应生变成了咖啡店老板，但他依旧还是端盘子的，他就不能和那些在咖啡馆里坐着喝咖啡的文人们一样思考么？
只要你彻底放弃了反思，彻底按照别人的安排行事，彻底把自己当作社会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变为“为他人而存在”，才能获得“幸福”，成为他们所定义的中产者。
然而咖啡馆随时都会因为各种原因倒闭，老板又会成为侍应，如同西西弗斯，徒劳得将一块石头推到山顶，然后那块石头又落到开始的地方，所以萨特不认为焦虑是不好的，他认为这是人在觉醒时得一种体验。不知情况的游客闻到了香榭丽舍站的廉价香水味以为巴黎是个雅致的城市，但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每天都要闻着掩盖了死老鼠味道的香水味的地铁乘客却觉得恶心，因为她已经认识到了这个充满了香水味的荒诞世界背后的样子。
这时候加缪和萨特的理论出现了分歧，加缪觉得虽然西西弗斯的行为很荒诞，却还要抱着激情去推那块该死的石头。梦想家或许觉得自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不，那是不可能的，就像塔列朗说的，那些贵族什么都记得，什么都没学会，当他们掌权之后第一件事是排除异己，将拿破仑的军官给撤掉，换上了贵族军官。然后就发生了“美杜莎之筏事件”，军舰触礁后贵族先跑了，将平民士兵留在筏上自生自灭，为了生存他们还会同类相食。
这也是加缪需要人们去面对的现实之一，当人意识到没有希望，没有未来就不会再受那些虚假宏大的目标、希望所迷惑，可以充分穷尽今天，活在当下。侍应生可以和来咖啡馆里的女游客聊天，说不定还会有一段浪漫的艳遇，至于工作、爱情、家庭，就像《局外人》里的莫尔索说的口头禅一样“无所谓”。
这是二次大战后的存在主义思潮，相比之下萨特要积极一些，人生没有意义，但你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创造未来，你有自由选择，可以不像西西弗斯那么推石头，至于你将来干什么，在什么地方你也许会迷失。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个“大任”是什么也是暧昧不明的，可这是你觉醒的开始，是你展开行动的开端，也许幸福的社会会在你的手中诞生。
加缪会反驳，你要我们为了那遥不可及的，如海市蜃楼一样的远景去奋斗，接受巨大的牺牲，我做不到、我不能接受。
这就是加缪和萨特一开始很好，后来决裂的原因。
让人改变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欧洲贵族很少愿意贵贱通婚，这是一种非常顽固的封建残余思想，泰坦尼克号的罗斯家族已经没落了，她的母亲为了钱嫁让她给卡尔，可她宁可选择艺术家杰克。
艺术家是个很特殊的群体，只要宣告自己是艺术家可以用这个身份自由畅通得在上流社会现身并且很容易被接受。
这是自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对艺术家这个群体的礼遇，在意大利语里文艺复兴本身有死而复生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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