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洲站在宴会厅门前，送走最后一位客人，他揉揉太阳穴，问，“几点了。”
刘长裕连忙回答：“八点十二分。”
今天可以说是刘长裕最扬眉吐气的一天，常一丁在欢送宴会上特地和刘长裕私聊几句，语言间很隐晦的问他对市委办工作的看法。
这无疑就是释放一种要用他的信号。
刘长裕按捺激动地简单阐述了他的工作看法。
这些稍微的看法，刘长裕和常一丁都明白，只一种负载工具。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关键的人，在关键的时候说了关键的话。
当然，郭小洲推荐刘长裕，常一丁也愿意用他，不完全取决于郭小洲的推荐力，这涉及到刘长裕的工作能力和活动能力。
还有个原因是他没有站错队。自打郭小洲来武江后，不管任何时刻，刘长裕都坚定的站在郭小洲一边。用刘长裕的话说，这不是人为的划线那么简单。而是他要时刻和自己水平高的人站着一起。这样，他才能不断提高。如果和自己水平低的人在一起，难免自负，或生出“怀才不遇，生不逢时”之怨。
而实际上呢，刘长裕只是被逼无奈的选择了郭小洲。因为他当时没得选择。
陪着郭小洲一起送客的除了刘长裕，还有胡君逸，徐云飞和魏哲。这四人，是他在武江的真正班底。
郭小洲喊上四人，去了不远处的一座茶楼。
泡了一壶正山小种。
郭小洲离开武江，那么这几个人必须有个主心骨，而且这个人必须沉稳，有耐心。
他倾向于刘长裕。
说实话，论才气论大局观论情商，刘长裕都不算最好的。但他最稳。即使在自己和市长田红兵发生严重摩擦时，还能屹立不倒，这就是本事。
郭小洲喝了一口茶，语气平和的环视四人说：“明天我去京都，以后相见的机会不多。今天我有些话对你们说。”
刘长裕和胡君逸自然屏住呼吸，认真倾听。
包括一向喜欢和郭小洲插科打诨的徐云飞和魏哲，也罕见的一脸严肃。
“我先问你们，当官有什么特殊性？”郭小洲问。
“实现自己的抱负！受人尊重。”胡君逸说。
魏哲咧嘴，“我是被逼上梁山的。没想到上山就下不来了，上瘾了。”当初他在陆安县就是个体制内的混混。
徐云飞现在相比以前沉稳许多，他轻易不开口。
因此他和刘长裕还在静心思考。
郭小洲扬眉，“在我看来，这个行业的特殊性在于，官是被官管的。不管多大的官上面都有官管着他。即使到了顶峰，还有体制和团体约束。”
“首先，当官有三好三不好，三好：有一个“饭碗”可以供自己和家人谋生，有一套晋升体系可以供自己向上攀登，有一块工作领域可以让自己施展才华。三不好：虽然有谋生的手段，但吃得好吃得不好却最终自己说了不算；虽然有一套晋升体系，但走得近走得远却最终自己说了不算；虽然有自己的工作领域，但干得长干得短却最终自己说了不算。”
“说的太对了。精辟！”徐云飞大拍马屁。
郭小洲瞪了他一眼，“不管做官还是做普通百姓的人都知道一个词——功高盖主，尾大不掉。这是体制内大忌。当一件事情办成了，从来是将聚光灯向上挑，告诉天下人，我仅仅是在为官之人给定的框架下把具体事情做好而已。这有点像领导学里的一句话：领导者是指什么事情是对的人，管理者是把事情做对的人。我们就是管理者，定位在此，既有功业，又有安全。我们的手下还有一批被直接管理的下属，这些人既要为你服务，也要依靠他们把事情办成。”?
“当上级把事情托付给你的时候，没有一批死心塌地跟你一起干的人，没有一批在你的业绩簿上留痕迹的人，你纵有三头六臂也做不成事情，因此，对下属的“杀、赦、奖、惩、激”，往往成为考验为官者水平的重要尺度。而且，当事成之后，人们把功劳算到你头上时，你要学会将聚光灯往下打。”
胡君逸等三人还在回味并尝试去理解。刘长裕的目光中却透出满满的崇拜。难怪郭小洲如此成功。就是他这个官场老狐狸也没有他看得透彻。
郭小洲说到这里，喝了口水，继续说：“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有句名言：“吾从众”。当他主校十年颇有建树，同仁们为他开庆功会盛赞其功业时，他这样说道：“诸位都看过京戏里演‘王帽’（即演帝王角色的），‘王帽’每次出场总是王冠整齐，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并不需要他唱，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
“有这样的气度和理念，才能做出一等一流的业绩，才能成为清华大学历史上最出名的校长。”郭小洲微微停顿，说：“当然，现实中也有这样的领导，当着他顶头上司说他下属的坏话，有功归于己，有过赖于人，真正下属要造反你帽子也戴不住，蠢呀！所以，我认为，上级和下级既是为官者的攥帽子之人，也是为官者的一面镜子，没有什么人可以不照镜子就知道自己的帽子戴得是否端正。常想一想我的上级如何看我，常想一想我的下级如何看我，你不想成熟和发展都不可能。对此，毛C东当年就说明白了：“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从工作的角度看，群众就是下级，党就是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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