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这一年一直到4月底为止，气温都徘徊在温暖宜人的区间内。但是一进入5月，热浪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席卷了上海。整条霞飞路[1]都被蝉鸣声所笼罩，似乎夏虫在也为这猝不及防的酷暑大吐苦水。
年轻人从葛罗路[2]转进霞飞路后，一眼就看见了宝昌路消防站[3]醒目的塔楼，老一辈的人还是习惯叫那个地方“救火会”。去年它刚粉刷一新，让一旁的巡捕房相形见拙。
往另一个方向看，还能看见恩派亚大戏院[4]的招牌，它的老板，上海滩上的“电影之王”雷马斯这些年已经风光不再，戏院也租与中央影戏公司经营，烈日当头，新派男女们也找不到看电影的热情，如今那里真可谓门可罗雀。
再往前走是尚贤坊，时称“杭州第一美人”的王映霞就曾寄居在那里，如果早几年路过此处的话，很有可能看到精心打扮后的郁达夫正站在尚贤坊门口踌躇地向里张望。再往前，是门禁森严的法租界公董局[5]。几个皮肤黝黑的越南人一本正经地站在门口，他们笔挺的制服跟寒酸的长相经常会引来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的本地人的嘲笑。
走过公董局，就可以看到扩建中的庞然大物培文公寓[6]，它的样式摩登得很，跟周围建筑有些格格不入。
渔阳里就在距离培文公寓不远的地方，过了渔阳里，可以看到霞飞坊[7]那些所谓的新式里弄，许广平和鲁迅就住在此处。年轻人的目的地也在这里，他真希望自己是来拜访鲁迅先生的，但是他心里也很清楚，那种重要的采访任务当然落不到他头上。
越往弄堂深处走，四周的房子也就越寒酸，大量废弃的家具与厨具被随意地堆在了弄堂里，堂堂的新式里弄，仿佛都被淹没在了这些往日的琐碎中。年轻人要拜访的房子就在弄堂尽头，看它的样子，似乎正在用碎砖与旧木柱支撑着最后一点摇摇欲坠的体面。
一个身穿长衫的老派学究正站在门口迎接年轻人，他身形消瘦，鼻梁上架着一副变了形的眼镜，长衫已经陈旧褪色，熨烫得倒还算妥帖，虽然不过五十上下的年纪，下巴上一绺山羊胡却已经花白。他脸上挂着十分刻意的闲适神色，似乎想让自己看起来没有等上很久。
“是……小刘吗？”他有点迟疑地朝年轻人喊了一声。
年轻人急忙快走几步来到学究面前，热情地朝他伸出手：“是王策先生是吧，我是《文艺新报》记者刘文辉。”
名叫王策的学究勉强做了一个笑容，迟疑地同年轻人握了下手，从他别扭的神情可以看出，他对于《文艺新报》找这么一个毛头小子应付自己感到非常不满。
王策把刘文辉让进小屋，屋子里比外面暗了许多，却一点都不见阴凉，房间本来就小，摆上家具后，几乎只剩下了一条过道的空间，而这过道还被一台留声机占据了大半，刘文辉不得不侧着身从那个拦路虎身边走过，像极了忍气吞声小媳妇。两个木椅子艰难地在家具之中维持着立锥之地，颇有点四面楚歌的意思，当刘文辉在它们其中之一上坐下去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也成了这逼仄房间里的一件家具。王策随后钻进了厨房，一阵锅碗瓢盆声响之后，他的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是要喝茶还是要喝咖啡呀？”
刘文辉心中颇为讶异，这穷酸学究原来也有这么讲究的一面，他礼貌地回答了一句：“咖啡好了。”厨房里“哦”了一声，不久后，王策就捧着咖啡出来，郑而重之地摆在刘文辉面前。
刘文辉看着面前的咖啡简直哭笑不得，他本就对咖啡的质量不抱希望，但怎么都没想到，这西洋人的饮品竟然盛在一个又粗又俗的大瓷碗里头，看来，这位王先生的生活就是一个大战场，精致与贫穷这一对宿敌已经在战场上厮杀得尸横遍野了。
王策也为自己泡了一碗咖啡，他还拿出了一个茶罐子，里面是一些结了块的奶粉。“要不要加牛奶？”他问。刘文辉急忙摇头：“我习惯喝清咖！”
这咖啡既不解暑也不解乏，刘文辉压下了满肚子的嫌弃几口灌了下去，就匆匆进入正题：“王先生，3年前，在《新世界》报纸上连载的小说《白衫郎》，是您的大作吧？”他一面说一面掏出笔记本和原子笔，尽量让自己显得像是个精明强干的记者，他是第一次单独出来采访，不想掉了报社的面子。
“哎，大作算不上，是鄙人的小小拙作，让你见笑了。”虽然嘴上是这么说，但是看王策此时的表情，脸上几乎要开出花来。
“那王先生，您是怎么想到要写这么一部惊悚小说的呢？”
“其实啊，写这么一个故事，是我从小的志向，我的整个求学生涯，一直在为这个志向做准备呀。哦，忘了告诉你，我是比利时比京大学[9]亚洲史系毕业的。”王策说着，从长衫里掏出了一张折叠得四四方方的毕业证。
年轻人闻言大感意外，这么一个土得掉渣的学究，还竟然喝过洋墨水。他接过毕业证，胡乱地看了起来。刘文辉只学过最基本的法语，而且工作之后就早扔到爪哇国去了，仅仅开头几行短短的声明就已经看得他晕头转向，如同被正宗的法国长棍重重敲了脑袋。没奈何，他只能讪笑着将毕业证交回，心中涌起了一股夹杂着敬意与嫉妒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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