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熄灯躺下没多久, 安吉拉就听见了屋外传来的警报声。
她如临大敌地从床上坐起身, 披上外衣，然后伸手去拿靠在床头柜旁边的枪。
一阵忙碌的喧闹, 手电筒的光从窗户外面透进来，然后是脚步声和木门开关的“嘎吱”声，据点聘请的当地人守卫用蹩脚的英语喊着：“野兽！野兽！”
听到‘访客’不是人, 安吉拉吊着的一颗心反而落回了肚子里, 松开慌慌张张扣着腰带的手，坐回床上，揉着眉心, 长舒了一口气。
动保组织的驻外据点不像自成一统的村落或城镇, 建筑选址和建造始终遵循着深入自然、融入自然的原则, 方便开展日常巡查和野生动物救助工作。换言之，据点与外围原始纯生态的大草原之间, 只有一墙之隔。
而且这个‘墙’, 心理安慰作用远大于实际作用——围墙是用石头垒的，半人高, 虽然足够坚固，但不论是人还是动物, 只要运动机能没有大碍，就能轻松从上面翻越而过。
所以，总有些人或动物有意或无意地越过围墙闯入据点, 为了应对这种突发情况, 休息时间需要安排专人轮换值班。
在夜晚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中, 最危险的不是拥有尖牙利爪的食肉猛兽，而是人。
要说他们这群公益组织志愿者和官方的护林员们最不受谁欢迎，那当然是被他们针对的盗猎者们。他们不让盗猎者们好过，盗猎者们当然也不愿意让他们好过。
有些盗猎者，规模小装备差，不敢像有规模有组织的盗猎集团一样武装反抗，就只能背地里偷偷玩些小花招，尽可能捣乱添堵，阻碍反盗猎工作正常开展。
趁夜溜进据点和工作站，偷走或毁坏志愿者和护林员的仪器设备，就是常见的一种阴损手段。
相比之下，野蛮未开化、但是除非必要不会与人类正面起冲突的动物反倒显得好应付多了。
不仅安吉拉，其他志愿者显然也有着这样的看法，急匆匆的脚步和乱晃的手电光陆续消失了，因紧张凝滞的空气重新活泛起来。
有人抱怨，有人低咒，间或夹杂着刻意的哈欠声，被硬生生从梦里拖起来的人们满腹牢骚，逮着机会便尽情抒发着自己的不满。
只有王一如既往担任起了老好人的角色，安慰完不耐的同伴们，又去指导新上任的守夜人如何应对这种情况：“没事的，不要害怕，用强光手电筒照射它的眼睛，它自然就会避开……”
他话还没说完，守卫又叫了起来：“人！人！”
安吉拉正准备躺下继续睡，听到这句话，又不得不把脱到一半的衣服穿回去，心想下次雇新的工人得加个新标准，至少眼睛不能花吧？
这一会是野兽一会是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来了个四不像的妖怪呢。
事实上，守卫并没有眼花，来的不是安吉拉以为的兽人混合体，而是字面意思上的，一只动物和一个人。
不等安吉拉穿好衣服出去亲眼确认，就有先一步去帮忙的志愿者惊呼出声，提前剧透了真相：“我的天！这不是那个小孩儿吗？！”
……那个小孩？哪个？
这个疑问在安吉拉脑子里转了一圈，很快就有了答案。
他们平时会提及的孩子少之又少，其中多半是志愿者的家属亲人，剩下的唯一一个没有名字，一般被他们称作‘那个野犬养着的孩子’。
自从第一次从无人机传回的航拍图像里发现那个孩子的踪迹以来，他们与他展开了长达一个多月的斗智斗勇，直接抓捕行不通，他们又陆续尝试了陷阱和诱捕。
但小朋友不知道是天生直觉过人还是受过什么教育，警惕得很，来历不明的食物一律不碰，还多次用石头和树枝触发并识破了几种陷阱，他们的尝试屡屡失败。
失败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可野犬们会随着兽群进行迁移，一旦它们离开他们的辖区，走到无人机的信号距离之外，再在草原上寻找带着人类孩童的一群野犬就没那么容易了。行动队本来都准备冒着风险采取强制麻醉措施了，野犬群不知为何停下了迁徙，在将近十公里外的村庄旁逗留下来，每天早出晚归捕猎，但最终都会回到村子附近。
如果是动物学家，一定不会放弃这一研究异常行为的大好机会，可惜他们不是。他们关注的重心依然集中在野犬养着的孩子身上，野犬们突兀的停留，对他们而言是更多的时间和机会。
行动队一边筹划着下一次诱捕计划，一边着重安抚村民。当地的牧民对野犬的印象并不是很好，他们总是认为这些成群结队的食肉动物会拖走他们的牛羊，哪怕实际上，野犬们出众的捕猎能力和避开冲突的习惯让它们基本不会打家畜的主意。
志愿者们不希望村民像对待威胁一样猎杀在村子周围徘徊的野犬，更不希望跟野犬们同出同入的孩子被误伤。
他们的努力小有成效，至少一个星期的时间内，没有悲剧和惨案发生。可一周过后的某个清晨，野犬们突然走了。
技术员需要休息，无人机也需要充电，加上平时还有常规工作要忙，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不眠不休全天候监视着野犬群，这种纰漏情有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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