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就在他嗫嚅着支支吾吾之时，白崇禧虎地一声站起身来，直视着何应钦就是怒目而视。而李宗仁则更加干脆，直接扭头望着老蒋毫不讳言地出声道：
“委员长要问的是我们桂系对此事的集体看法吧，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桂系不桂系的说法了。但有一点我可以直接代表他们，关于外蒙古之事，不是哪个个人的事情。不过假若委员长明天要我披挂上阵，到外蒙古再来一个台儿庄大战，我今天就回去整装待发。”
老蒋点点头，沉默半晌，忽然面露微笑对李宗仁颔首道：
“德邻兄言重了，此等先锋之事，怎可让兄再像以往那样冲锋陷阵，岂不真令我党国汗颜哉？兄且安坐，容小辈打探一番也不迟也。”
蒋经国一听，急忙激动地挺胸而立，目光灼灼地望着老蒋。
然而老蒋却是两眼虚虚地飘向窗外，半晌方才幽幽地说了一句：
“你若是有心，倒不妨去探个究竟，就算不能斡旋也能代表我国家之名义给国际一个态度。当然，对你也是一番历练。可惜呀，蒋百里与宋希濂此刻仍羁留海南岛上，突击营对你素来陌生，你如此简单前去多有不妥啊……”
话音落处，蒋鼎文应声站了起来：
“委员长勿忧，若经国先生看得起，鼎文愿随同前往。”
老蒋一脸惊喜地扭过头来，还未开口，戴笠倒先兴奋地叫了一声：
“这个好，这个甚好，我倒把你这个西安行营给忘了。想当年为了突击营那些稀罕物，你倒是与我那兄弟孟遥使了不少心眼，如此也算得颇有旧交了。”
老蒋终于正眼望向了他这个此前一直与他作对的儿子，而且表情也一下子变得十分严厉起来：
“既然是外蒙古之事，且牵涉主权、领土等颇多重大现实与历史事项，你不仅要打起十二分精神，为国争光，为民族尊严而战。而且不要忘了1924年的那个《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切不可再让苏俄大玩两面手法。记住，现在我中华，不需要第二个顾维钧，更不需要第二个王正廷。”
蒋经国一脸惊喜，同时又是一脸沉思地揣测着老蒋的话，一字一顿地说道：
“父亲，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有孟将军和他的突击营在前，以及他们已有的在外蒙古的事实扩张，我只需把握这一点即可：要打就打，要谈则谈？”
老蒋马上脸上一寒，鼻子里只是轻轻哼了一声，便不置可否地兀自起身向外走去。只是走到门口处，他却看似无意地对紧随其后的陈布雷补充一句道：
“布雷先生就代表我在这里再坐一下吧，有些事情或许要商量着来。”
陈布雷答应一声，随即撩起长袍重新回到自己的座位之上，风轻云淡地轻飘飘坐了下去。
很显然，对于老蒋提到的顾维钧、王正廷，恐怕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清楚是怎么回事的了。1919年10月徐树铮率军到外蒙后，认为取消外蒙自治是中俄实力的较量，如今俄国发生革命，尚无统一政府，正是以武力取消外蒙自治的好时机。只可惜的是，事倍功半，刚刚在外蒙古站住脚跟的徐树铮，因为不可能远离北洋政治斗争中心的局限性，未等巩固战果便匆匆回国。
很快，出现权力真空的外蒙出现了由苏俄支持的革命武装，以及由白俄溃军在日军支持下的反动武装，打着恢复蒙古独立的旗号逼近库伦，并获得了失势王公贵族们的支持。
这两股武装势力，很快在1921年便将最后一直中国守军击溃并永久地撤出了库伦。当年7月，苏俄红军也进占库伦，稍后又进占唐努乌梁海。由苏俄扶植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也随之成立。不过，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公开表示“不打算同中国发生冲突，但它声明，不再承认中国的宗主权”。
而在外蒙古的苏俄红军最高领导人齐切林在给列宁的密信中，曾这样不无得意地写道：“蒙古革命政府现在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我们相当长的一段边界线从此变得安全了。”
因此到1923年，苏俄政府派加拉罕来华谈判中苏建交，蒙古问题成为谈判的一大关键。
中方要求俄军于六个月内撤离，废弃俄蒙之间的协约；俄方则只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领土主权及苏军撤离，但拒绝规定撤军时间与步骤。
1924年1月17日，加拉罕甚至就蒙古问题在给中国谈判代表团团长王正廷的信函中，发出了这样赤裸裸的武力威胁：
“倘若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再出现白匪，而中国政府仍予庇护，或不顾我国请求，不想或没有能力消灭白匪，则苏维埃政府将如同1921年在蒙古那样，只得借助红军采取必要措施，以保卫自己的安全。我们以极其艰苦的斗争所获得的自由及安全，绝不容许再遭受任何危害。”
最终达成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由当时的外交总长顾维钧与加拉罕于1924年5月31日签订。
关于外蒙问题如是规定如下：
“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苏联政府声明，一俟有关撤退苏联政府驻外蒙军队之问题，即撤兵期限及彼此边界安宁办法，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商定，即将苏联政府一切军队由外蒙尽数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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