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琅想支持法国，但法国人却要结束跟中国的同盟关系。
法国大使亲自将结束同盟的通告递交到理藩院，明确告诉中国，表示因为法国目前的状况，已经无力维持跟中国的同盟关系，因此只能无奈的中止同盟，以前中国跟法兰西帝国签订的同盟条约作废，但希望能够继续维持法兰西共和国跟中国的正常外交关系。
法国背盟的消息公布之后，并没有引起舆论的批评，因为在这次普法战争中，中国并没有能够及时支持法国。尽管普法战争并不在中法同盟的条款内，也算不上是中国违反盟约，但普遍的认识是，如果中国能早点给予法国一些援助，法国不至于败得这么惨。
中国文人爱讨论时事政治，家国天下思维的文人们，纷纷在报纸上撰文，批评议会。
政治评论家们的水平可能不高，但基本的国际局势在他们的分析下，还是让广大读书人比较清晰的了解中国跟英国的全球竞争态势，尽管所有人都骄傲的认为，即便没有盟友，中国也能独立击败英国，但有盟友总比没有盟友强。中国之所以一直无法击败英国，并不是实力不行，而是距离太远。因此在英国附近拉拢一个盟友，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可这唯一的一个西方盟友，保持了长期友好关系的西方大国，却因为中国没能提供帮助，而跟中国断绝了同盟关系，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损失。
加上之前在干涉日本内战问题上，政府行动的迟缓，也让舆论对现行制度进行批判。
一方面是政府有意识的推动，一方面是跟官僚集团思想相近的文人群体的推波助澜，让议会制度成为舆论抨击的重点。
证据多的是，尤其是让人心怀芥蒂的是，议会制是一个西方舶来品，从始至终，都没有被文人群体所接受，认为这是效法西夷，是以夷变夏。
议会内部也始终不团结，始终发不出同一个声音，反而是内斗连连。
帮会势力、商会势力和工会势力，尽管并不是议会中最大的势力，但他们之间的斗争却是议会斗争的主流。
经济危机之后，工团资本在中国出现。
所谓工团资本，就是那些即掌握着工人组织，又经营产业的资本。工会是这样，商会和帮会也是这样。又相互混杂，都向对方的领域进行渗透，工会成员未必都在工会经营的工厂里做工，尤其是松江府之外，工会资本基本上还是空白。但帮会和商会的资本化却很严重，商会自不用说，本就是一群资本家组成的团体，其中工厂主是重要的一股势力。帮会却有悠久的经营码头、客栈、运输业的传统。在工业时代，他们借机渗透进入了工业，建设了一些纺织厂、机械厂甚至造船厂。
原本这种共同团资本，帮会势力是最早形成，发展最好的。但当工会开始拥有自己的产业，商会对工人组织控制开始变强之后，帮会在两方面都开始受到打击。
经济危机的时候，工会势力从谷底开始反弹。因为他们得到了一批破产工厂之后，迅速恢复生产。就像松江工会会长说的那样，生产上，轮不到皇帝教他们。他们有各种人才，生产迅速恢复。生产恢复之后，有产品出售，总有一些收益。他们的产品又不差，迅速挤入市场。
有一些收益之后，他们利用这些收益，做了一些以前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他们在工厂里建设了福利商店，从外面批发商品，原价卖给自己的工人。他们真的把工人当兄弟，他们的领导者也不贪婪，也不追求利润，追求的只有员工的幸福。这让他们迅速吸引了一大批经济危机中过的不好的工人，甚至那些以降低工资的代价，在帮会和商会产业中恢复工作的工人。
工会人数迅速攀升，生产持续扩大。幸运的是，经济危机渐渐过去，他们的产品总能找到市场。于是他们对工人的吸引力更大，相比收会费的帮会，他们不压榨工人，相比压工资的商会，他们不剥削工人。利润的大部分，都拿出来分配给了工人。而且他们把所有人都当兄弟看，不管先来后到，只要加入工会，就有一份福利。这让工会势力茁壮成长，迅速恢复到了十万人，二十万人，在经济危机后第一年，恢复到了三十万人。
新增的成员数量，一部分是从乡下返程的工人，大部分还是从帮会和商会企业里吸引来的劳工。这时候麻烦来了，经济危机过后，市场转为增长，物价上升，销量上升，意味着利润上升，此时养工人不再是一个负担，而是有利可图的事情。但大量贫苦工人从帮会、商会转向工会，商会还好说，帮会习惯了下三滥的手段，他们开始雇人威胁、殴打这些工人。
工会立刻行动起来，告官的告官，保护的保护，建立了工人保安队，双方发生了多起武力冲突。政府对这种事极为看重，经过调查认证，帮会挑衅在前，马上抓捕了一批帮会首领，流放的流放，关押的关押。
这种政府的有作为，其实是履行正常职责，如果政府不履行这种职责，就会像历史上那样，工人开始组织工人纠察队，商会组建商团武装，帮会本就是一些暴力分子组成，因为民间得不到安全保护，就会自己武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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