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子夷念完就坐下了,在座诸人有些高兴,有些哀愁,杨锐对此再道:“这还是只是报纸上登了的,沪上的报纸不可能深入各州各县,实际上发生的民乱一定是数倍于此。这些民乱,有些是因为灾荒,但更多的是因为捐税,各地公办的小学堂频频被捣毁,就是因为县里面要收学堂捐,还有巡警局也不被待见,因为要收巡警捐。至于其他的捐税就更多,而且最关键的是,下面收捐的人基本都是贪赃枉法,收来的捐税最少有一半是中饱私囊的。而现在,随着开国会,更多的新政会被提出来,其他不说,就是六个镇的满蒙新军,光筹建费用就要一千两百万之巨,以后更要每年一千两百万的年饷,这就不得不让满清又要加捐。也就是说,从明年开始,我们在报纸上能看到的民乱必定要增加数倍,我相信,不管是合法斗争的农会也好,还是‘不合法’的根据地也好,都会得到农民的积极响应,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培养几万甚至十数万农会干部,然后让这些人去领导农民运动,尽量让整个运动处于可控的转态,而不会变成义和团或者洪杨之乱。”
“农民会响应,那剩下的就是官府会不会禁止了。就目前看来,兴农为本,经商为未,满清对助农兴农之事不但不会禁止,反而会支持。届时派出去的干部可以先找县令,表明自己要兴农会、改良农技,以增产增收。我相信没有那个县令会不同意;而后等农会建立,继而熟悉当地之后。那么就可以开始鼓动农民抗捐斗官,再后面就可以减租减息了。我拟定的时间表里:今年要做的,第一是在会内做全体会员的思想工作,让会员赞同新的革命策略;第二,讲习所的课程,特别是对于基层农民的课程要编制完毕,要农民易学易懂,包教包会。明年。也就是07年,沪上的讲习所培养出来的一千余名干部,开始陆续到各地建立农会;08年,这些成立的农会,一边熟悉农村,一边在当地培训干部,这期间可以通过帮农民说话、或者帮农民增产。获得他们的信任;09年,完全熟悉当地和取得农民信任的农会,可以开展抗捐斗官行动,但是要注意策略,要让满清认为这是百姓的抗议,而不是造反;10年。抗捐斗官的同时,可以开始减租减息的斗争;11年,起义。”
“为什么要等到11年,10年不行吗?”章太炎问道。农会计划的可行性大家都知道,官府支持。农民响应,完全是顺风顺水的事情。只不过看到杨锐把计划订到11年,诸人很是不解。
“这个还是问自勋吧,他最清楚了。”杨锐话说的累了,正好把解释的事交给了虞自勋,日本那边的情报还是他在负责。
虞自勋没想到杨锐会把问题踢给自己,再想到之前他给自己的密电之后,他便道:“竟成把举事定到11年主要考虑的是日本吧。现在日本的政局是立宪政友会轮流执政,之前因为和美国哈里曼签订了南满铁路收购草案,总理大臣桂太郎用辞职下台,使得美国人无法得逞,而西园寺公望由此上台。按照乱流执政的意思,他估计在明后年就会下台,然后桂太郎再上台,然后再两三年,桂太郎下台,西园寺再上台,由此推算,11年12年的时候,就是西园寺上台的时候。
桂太郎此人是长洲藩出身,陆军起家,是山县有朋的得意弟子,他的对外政策向来都是强硬的,1874年出兵台湾,他曾深入中国各地探查军情,甲午之战,他是急先锋,日俄战争,他是主战派;而西园寺公望,他本就是文官出身,更在后来留法十年,是伊藤博文的亲信,骨子里稍微斯文一些,外交上坚持国际协调注意。如果中国发生政变,那么桂太郎和西园寺两人的反应会有些不同……”
“是,就是这个意思。”喝完茶的杨锐又把话题接了过去,“日本虽然会从东北撤军,但是他有一个师团的部队已经直接用铁道守备队的名义,驻守在辽阳,而在大连,也就是关东州,还有一个师团,朝鲜也有不少部队。举事之后,即使我们获得英国支持,碰上不会谈判直接硬上的桂太郎,那东北也是很危险的,毕竟那里是满人的老家,我们北伐过去,日本人只要手中有一个贝子贝勒,就很有可能建立一个满洲国,如果他再拉着俄国一起,让蒙古也建国,到时候一个满洲国,一个蒙古国我们就难办了。只有等到西园寺上台,举事之后我们先和他谈判,谈判总要时间,一个月内,不,半个月内,东北就一定要控制在手,之后事情就好办了。”
杨锐所言,战略是美好且可行的,战术,特别是根据地要执行的杀土豪分田地的做法却是残忍的,不过,这是唯一可以使根据地存在的办法。四个委员有所分别,章太炎和钟观光赞同杨锐的做法,认为这是革命不得已之办法,但执行的时候一定要少死人,同时要依法审批;而徐华峰和虞自勋,一个从道德的角度认为妄杀不好,一个则是从西方的私有权不可侵犯出发,认为这样做恐怕会被国人指责,毕竟,现在杀的是有罪的地主,等到革命炽热的时候,就会到‘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疯狂地步,到时候便是普通田主也会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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