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崇祯皇帝过的并不好，要说以往虽然各地糜烂之势无法抑止，但最起码崇祯皇帝还有足量的兵马听从自己调派。
但到了现在，李自成从最初无头苍蝇似的到处乱跑，成了现在的有计划席卷中原，被崇祯皇帝寄予厚望的五省精锐就连潼关都没守住，落得个全军覆没的结局。
说到底，这个结果也和崇祯皇帝太过急切，在战情不明不暗的情况下不断下旨逼迫孙传庭提前出关有很大联系。
孙传庭在复起前，无论剿李自成还是老闯王高迎祥，基本上都是马到成功，所部的秦军，简直是山东军前身。
不过这次秦军并没能续写传奇，随着孙传庭尽数战死在潼关的各级将校数不胜数，当然了，其中还有许许多多其他部分的官军将帅。
这些人都是大明朝最后的捍卫者，是忠于崇祯皇帝，可以为了他去死的最后一批人。
孙传庭一死，再无人能制止李自成进取西北的脚步，山东军虽说有那个能力，但也是双拳难敌四手，不能两面兼顾。
整个中原在李自成的眼里，就好像是褪去了衣衫的处女，无论哪一省哪一地，都是唾手可得。
数十万大军兵分数路，所到之处都是一片的倒戈易旗之景。
大明朝正呈土崩瓦解之势，遍观天下，崇祯皇帝唯一能依赖的也就剩下驻守在山海关的宁远总兵吴三桂。
吴三桂手握两万关宁精锐，常年和关外的清军作战，是大明各路官军战斗力最强的一部分。
并且松山之战后，洪承畴被俘，吴三桂逃到山海关收拢了三万余败卒，虽然军心不行，但起码要比中原那些官军要强上不少。
曾经盛极一时的大明王朝，眼下竟然到了如此日暮穷途的地步，真正听从朝廷号令的就只剩下吴三桂一人，所部只有区区五万兵马。
今年发生了很多大事，一件接着一件，不仅让崇祯皇帝经常处于暴躁易怒的边缘，也让北京城各部院重臣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要说天底下表明忠于朝廷，并且实力最强的，其实不是吴三桂的关宁兵，更不是左良玉，即便他号称麾下有五十万兵马，还是山东军。
王争在徐州誓师南下，在崇祯十六年的后半年中，基本将江北到山东一带全部控制在手里，以雷霆万钧之势拿下南京城，并且立刻开始改革。
海上，郑芝龙称霸南洋，但凡要上海经商的大小船只，只要没有郑氏令旗，根本不能前进寸步。
早在郑芝龙还在当海盗的时候，就已经和大明的福建水师进行决战，正是在击溃大明水师之后，崇祯皇帝才会启用熊文灿主持招抚郑芝龙。
直到现在，郑芝龙位居左都督、海防总兵，几乎将整个南洋都扩大到自己的掌控范围，论起官阶，他和名声鹊起的安东候王争不相上下。
明面上郑芝龙和王争都尊奉当今朝廷，但暗地做的事情并没有任何顾忌，王争在崇祯十六年的下半年，一改往常低调行事的态度，开始大刀阔斧的调兵南下。
朝中听闻李自成在潼关歼灭了孙传庭率领的五省精锐，当即是人心惶惶，左中允李明睿等人已经数次建议崇祯，要他下严旨让山东军西征李自成。
但崇祯心里有根刺，这根刺不拔出来，他就一直不甘心下旨。
王争和李自成在他眼里，其实都是一丘之貉，全是扰乱天下的乱臣贼子，区别无非是一个狡诈，一个有恃无恐。
即便到了眼下这等山穷水尽的地步，崇祯皇帝虽然心知肚明王争会挽救大明危局，但依然不想低头，所以根本没有下旨的意思。
朝廷视而不见，王争正好顺水推舟，继续有条不紊的施行计划。
江南一带望风投降山东军，而西北地区则又有大明藩室被农民军屠灭，李自成在用比王争更快的速度席卷中原。
崇祯十六年剩下的一个月时间，大明朝廷和以往的效率一样，群臣连日朝议商量的只有如何处置江南和西北的乱局，但就是提不出个有效的章程。
很快，时间一晃而过，时间来到崇祯十七年的元旦。
这一年的元旦，崇祯皇帝朱由检比平时更早就上朝了，除了近身侍卫和太监外，御座旁只有一个手执金吾的礼官站班，崇祯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这名金吾礼官恭恭敬敬，瞧见皇帝询问的目光，当即将身子弯到了脚底，行了一个最高规格的礼节，这才小心的说道：
“启奏万岁，群臣因为没听到钟鼓声，以为圣驾还没有出来，所以迟来了。”
崇祯皇帝嗯了一声，不悦地开始宣谕：
“那就立刻鸣钟，开启东西门让他们马上进来！”
执金吾者点点头，又是一躬身，这才赶下去传旨。
不一会儿，鸣亮的钟声响彻紫禁城，文东武西列班进入的两扇门也被太监被依次打开，但是等了一会儿，文武百官仍然不见一个进来。
崇祯皇帝显得有些焦躁不安，对身边的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说道：
“起驾，先去谒太庙，然后再回来受朝贺！”
这是年年元旦例行的礼仪，王承恩心里和崇祯皇帝一样敲着鼓，元旦当天朝贺百官不见一个人来，这委实不太吉利，的确应该找个台阶下。
王承恩派去长安门外传旨的小太监没多久就急匆匆的跑回来，急促喘着气禀报，说是御驾外出所需的銮舆驾马和仪仗队的一百多匹马都还在御厩中，没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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