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五年起，政府又从中国进口“清小钱”取代“当百钱”，其币值也仅有实价的一半。这个恶性的通货膨胀，引起了物价暴涨，又不可避免地招来王室、两班、官僚等的苛敛诛求，与一部分商人的暴利，在这种重压下的人民生活，更落于苦病深渊。
此时王室宗亲、贵族与富人们，因大院君“愿纳钱”的政策侵犯到了他们自身利益，自己的金钱被无情的夺走，而感到强烈不满。但是，没有人敢将自己的不满说出来，只有敢怒不敢言。大院君的高压统治已经到了令人畏惧的程度。一般百姓因为无法维持日常生计，对大院君的怨恨与日俱增。
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为了秘密找出像对他心怀不满的富人，就在京城与地方的各个官府实施情报政治。给予天熙延、夏正日、张顺奎、安举州等四人，以莫大的权力，让这四个人负责筹措经费与机密事物。这四个无名小卒平地登天，一时间张狂之极，他们的暴行更是难以形容。当时社会大众将他们四人称为“天下长安”。
大院君不满足于此，还叫宦官李昱和将宫内的所有动态，钜细靡遗的尽速回报。另外，向所有的官府都派了心腹去当间谍，秘密收集各种情报。同时，为了连各地方的情报都能收集到手，大院君广派手下，每天都有人直接向他汇报报告各种大小情报。运用如此绵密的情报网，大院君可以端坐云岘宫内，轻易的掌握天下动静。
但是，导致民心背离的高压统治，绝非长治久安之策，高宗五年全罗道光阳县农民举事起义。
就在朝鲜李氏王朝风雨飘摇之时，国际局势也风云变幻。1854年，日、美签订了《神奈川条约》；1859年中、英签订了《天津条约》；1860年，中国清政府先后与英国、法国、俄国签订了《北京条约》。
此时的东亚地区，朝鲜半岛日益成为列强争夺的对象。
欧美各国以朝鲜为清朝“属邦”为由，要求把它们在中国摄取的特权扩大到朝鲜半岛。西方列强的无理要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断然拒绝，理由是：朝鲜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参与。于是此后，英、法、美等海洋国家从南方海路，俄国则从北方陆路，直接向朝鲜施加压力。
1689年康熙帝执政期间，中国和俄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该条约遏制了俄国向中国黑龙江的入侵，俄国遂向太平洋北岸发展扩张势力。在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俄国跨过白今海峡向北美大陆推进，与西欧殖民势力争夺对北太平洋的控制权。克里米亚战争(1853一1856)后，俄国在黑海地区的扩张受阻，在北美的竞争亦受到美国与英法势力的抑制，于是俄国转而向中国大陆和东北亚扩张，形成所谓南进政策。
1860年，俄国通过《北京条约》夺取了中国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而把领土扩大到与朝鲜接壤的地方，严重威胁着朝鲜的安全。
早在1854年，俄国的一艘商船曾侵入朝鲜境内，并与边境渔民发生冲突，导致后者数人伤亡。俄国要求朝鲜在北部边境开港通商，为俄国移民开辟居留地。
高宗元年（1864年），俄国一行5入至图们江要求通商，当地官吏立即请示新成立的大院君政府；翌年9月，俄国数十人携带官方信函，强行抵朝，要求直接与咸镜道观察使谈判通商事谊；接着，11月内又有两批俄国人犯境，并提出相同的要求，直至庆兴府使尹联答应在90天内给予答复后，方才离去。
大院君执政的最大目标是挽救面临崩溃的统治体制，镇压农民起义，并在这种基础上，享受王室的荣华。因此，面对日益险恶的国际环境，与西欧、北美特别是俄国的现实威胁，大院君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
大院君把加强国防安全作为内政改革的重要内容。
首先，他改革军政、强化军纪、改善士兵供给、调整军事指挥系统、重建三军府。为了提高军事能力、巩固海防，大院君政府加强了对以炮手军为核心的军队训练和装备，强化了江华岛、桐乔、永宗岛等两海岸各道、邑、销及汉江入海口的防御设施，提高了沿海三道水军统制使的地位，增设了统制中军。
同时在北部国境地区实行屯田，禁止与俄国通商与交往，并加强对中朝边境贸易的管束，从而建立起严密的对俄大陆封锁体制。
趁着政府面临外交难关的时候，朝鲜的天主教人首先进行了活动。
由于天主教的教义与李氏王朝信奉的儒家传统教义相违背，因此天主教曾数次遭受朝鲜统治阶级的大镇压。
天主教爱朝鲜一直处于地下阶段，但是其潜势力已蔓延各处。当时教人南锺三等，向大院君建议，以保障天主教传教自由为条件，天主教国—一法国，将援助朝鲜对付帝俄。大院君对于这种建议，起初似乎有首肯之意。但经通过与教徒交涉后，探知了教会的内幕，同时，俄国当时西方多事顾不到东方，而不固执要求，不久就撤去。于是大院君的态度猝变，以邪教是外敌的走狗为理由，于高宗三年（1866年）二月，大批屠杀了天主教徒。当时因此被屠杀的教徒，京乡各处达数万人，其中包括法国传教士九人。史称“丙寅邪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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