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裴承毅的建议下,共和国与美国先进行双边接触。
事实上,美国当局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美国国会不可能签署一份让美国常规军事力量锐减三成的军控协议。如此一来,美国总统,要想说服国会的那些大佬,就只能设法与共和国达成秘密协议,在常规军控上做点手脚。
在此情况下,双方一拍即合。很快就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
拿海军舰队规模来说,在《斯德哥尔摩协议》中明确规定了战舰的性质,并且对战舰的种类做了划分。却没有对战舰之外的非战斗类舰艇做任何限制。比如没有对运输舰与补给舰的数量与规模做限制。如此一来,共和国与美国都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即将部分具备战斗能力的舰艇 入非战斗类舰艇行列之中。在和平时期并不配备武器,在战争时期再为其配备武器。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然是“海上平台”系统,如果将该系统拆解,各个组成部分都是非战斗舰艇,只有在组合的状态下,才具备支援海军航空兵的能力,成为典型的作战舰艇。如此一来,共和国与美国完全可以按照该系统的标准设计运输船只,最多对结合部分做一些限制,到战争时期加以简单改进就能成为战斗舰艇。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6军兵力中没有包括民兵与预备役,而空军机群中也没有包括具有再使用能力的封存战机。至于天军的军要比例,因为没有对各国国防开支的具体方式做明确规定,所以也有空子可钻。
总而言之,只要共和国与美国愿意,《斯德哥尔摩协议》就将成为一堆废纸。
涉及到全面裁军问题,肯定不可能由两个级大国说了算。不管怎么说,如同俄罗斯与法国这样的大国,也拥有监督共和国与美国进行常规裁军的能力,所以共和国与美国耍想在私下做交易,就得拖上俄罗斯与法国。不管怎么说。《斯德哥尔摩协议》的主要价值不是限制各大国的常规军事力量,而是启动《伦敦条约》第三阶段削减工作,使全面销毁核武器由理论变成现实,也使大国的霸权地位得到巩固。虽然站在俄罗斯与法国的立场上,《斯德哥尔摩协议》仍然具有很大的价值。至少是其大国地位的重要保证。但是在共和国与美国的立法机构都不愿意批准该协议的情况下,俄罗斯与法国也不得不做出让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睁一眼闭一眼。
到曰年7月,共和国、美国、俄罗斯与法国在《斯德哥尔摩协议》的具体实施条款上基本达成一致,即调整核查手段来降低裁军要求。按照最终达成的协议,核查工作将由饰约国联合成立的机构负责,而且提前安排核查工作,即先预约、再核查,而不像《伦敦条约》中规定的那样,各饰约国都有核查权,而且不需要为核查进行预约。总而言之。放松核查力度等于降低了军控的要求。
更重要的是,这种变化只针对4个主要大国,而其他饰约国享受不到这样的特权。原因非常简单,协议核查机构主要依靠4个主要大国提供的信息,而这些信息主要来自个大国的军事侦察卫星系统。也就是说。哪个国家有没有按照条约规定履行军控义务,不是阅读最新童节就洗涧书晒细凹姗齐伞凶二方说了算。而是由个大国说了算。因为共和国与美国柑旧票否决的权力,所以两个,级大国获得的好处最为明显。
不管怎么说,在以实现核裁军为根本目的的情况下,适当放松常规军力不是坏事。
只不过。这样的秘密协议要想生效。仍然得走法律程序。与公开协议不同的是,4个大国都只要求经过议会的军事委员会审议与批准,而不需要得到更高的授权。如此一来,秘密协议生效的概率提高了不少。因为这份秘密协议关系到《斯德哥尔摩协议》,所以共和国与美国当局都在目年旧月份将其提交给了议会军事委员会。正是如此,共和国与美国当局不约而同的在。月底向议会出信号,要求在口月初对《斯德哥尔摩协议》进行表决,并且明确表示,如果遭到否决,政府很有可能采取特别手段。
总而言之,共和国与美国当局都不希望让好不容易谈下来的军控协议变成废纸。
如同前面提到的,在共和国负责常规军事力量控制工作的不是颜靖宇,而是裴承毅。
饵底,裴承毅就以国家副元的身份,参加了由军事委员会主持。邀请了其他多个,委员会的上百名代表组成的听证会,详细阐述了《斯德哥尔摩常规军事力量控制协议》与共和国的国家利益有多大的关系,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护共和国的国家利益,以此来说服那些反对该协议的代表。
可以说,这是共和国开国以来,规格最高的一次与军事有关的听证会。
在此之前,只有王元庆在推动政治改革的时候,以国家元的身份。向全体代表大会的所有成员做了详细说明,而那次特别会议,也是共和国全体代表大会听证会的雏形。并且由此形成传统,任何重大决策,都需要以听证会的方式进行辩论,国家领导人必须明确回答代表提出的问题。问题是,在此之前,军事决策都是元府的特权,即便是全体代表大会的军事委员会,也只有权过问国防预算、军费开支、军队人事变动等一些次要问题,而关系到国家战略决策的大事,都不会走这道程序。可以说,这是共和国政治体制进步的一个显著特征,毕竟军权是国家权力中最有分量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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