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9年7月8日，顿河畔巴音郭楞小镇附近，来自杜尔伯特部的蒙古千夫长图日根正在帐篷里接待来自东岸的尊贵客人。
巴音郭楞是一座新建的城镇，位于后世著名的顿河畔罗斯托夫对面，顿河南岸。自从东岸人下大力气游说，并把蒙古人“骗”到这里来后，那些来打头站的杜尔伯特部牧民们一下子就看中了这里，并在这里设帐建庙，将其变成了附近区域的统治中心。
这里原本有一些俄罗斯移民定居。他们多是北方活不下去的农奴，在沙皇的默许下逃亡至此，将其艰难开垦了起来。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的很多边疆土地都是通过这种模式开发出来的，即由逃亡的农奴负责开荒，被沙皇收买的哥萨克提供保护并时不时出击征服更多的原住民，将其纳入俄罗斯帝国的统治之中。
因为俄罗斯的农奴体制，农民们并没有人身自由，且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地主压榨酷烈等因素，他们的生活相当悲惨，于是每年都有很多人逃亡至偏远地区，依靠开荒维持生活。毫无疑问，贵族和地主阶层是非常痛恨这些人的，因为他们自己的领地上还有大量荒芜的土地呢，又怎么可能容忍农奴们出逃呢？不过有意思的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沙皇却乐于看到农奴们偷偷离开家乡，前往远方定居，因为这其实是在变相增加帝国实际控制的领土面积，将更多的人纳入沙皇的直接管理之下，同时还削弱了贵族们的实力，好处多多。
所以，我们便看到了很多年来沙皇一直在默默支持着农奴们追求自由和幸福的举动。但囿于俄罗斯的体制和国内的形势，他也无法公开支持这种行为，毕竟农奴私逃是很严重的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按照法律是要追捕回来并狠狠惩罚的，故沙皇只能一边明面上打击这种行为，一边暗地里支持着，犹如精神分裂一般。
但不管怎样，俄罗斯帝国巨大的领土就是这么一步步来的。农奴加哥萨克，向来是开疆拓土的好搭档，伊凡雷帝时期对乌拉尔山以东的扩张就是最好的例子。可以负责任地说，整个西伯利亚地区的俄罗斯农民，如果好好追溯祖宗八代的话，基本都是逃亡农奴。但现在时过境迁，沙皇支持，贵族们也不好过分追查，因此大家都洗白了，成了当地的合法居民。
顿河及高加索地区的俄罗斯人的来源要更复杂一些。其中既有逃亡农奴，也有当年征服此地的俄罗斯军人的后裔，当然更少不了哥萨克的后裔了，总之是一锅大杂烩，很难区分他们是怎么来的了。
大部分俄罗斯移民居住在顿河以北，河南面的并不多，且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城市。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在于这里是奥斯曼土耳其人与俄罗斯人势力犬牙交错的区域，很难说这里是属于哪方。俄罗斯人移民至此，很可能遭到当地忠于奥斯曼帝国的附庸部落的袭击，风险较大，故在俄罗斯帝国彻底消化顿河以北区域，拿下顿河出海口的亚速城之前，俄罗斯人不太可能在这里取得什么像样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所以，这就注定了当蒙古人赶着牛羊、骑着战马来到此处后，俄罗斯人几乎无法对他们构成太大的威胁。就杜尔伯特部这一万多帐压过来，哥萨克也只能望风而逃，而逃不走的俄罗斯农奴要么被蒙古人杀害，要么被他们掠为奴隶，处境悲惨得很。
比起抵抗微弱的俄罗斯殖民势力，当地对蒙古人造成最大威胁的，说起来还是那些血统混杂、落后愚昧的部落了。这些高加索人对新来的蒙古人非常不友好，认为他们与哥萨克一样，是来抢地盘、是来奴役他们的，因此反抗很是激烈。
不过在东岸人的鼎力支持下，这些反抗的部落的下场都很悲惨。蒙古人并不是什么宽厚仁慈的民族，他们在对待敢于反抗自己的人时十分凶残，动辄杀人屠城。因此，在东岸人转交了大量缴获的俄制兵器（甚至包括不少青铜火炮）之后，杜尔伯特部便凭借优势的兵力、良好的装备以及丰富的战争经验，在高加索山脉以北、顿河以南的辽阔区域内展开了猛烈的攻势，一时间攻破了无数的部落，杀伤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在最短的时间内将那些自认为强大敢于冒头的反抗部落打了个落花流水。
这些被征服部落的土地自然归了蒙古人，他们的牛羊和财产也都被悉数抢去，人民惨遭奴役。后来，也是在东岸使者的过问下，这些部落的幸存者们才被统一关押了起来，然后成了杜尔伯特部牧民与东岸人交易的筹码：一个需要用奴隶换武器装备和生活用品，一个国内需要大量炮灰开荒做苦力，双方简直是一拍即合。
奥斯曼帝国也曾经派官员过来阻止过。不过蒙古人对他们并不买账，奥斯曼人虽然愤怒，但考虑到如今帝国面临的艰难局势以及东岸人的居中斡旋，最终还是不了了之了。他们现在无法将大量兵力集结到这里来，蒙古人也答应向他们上贡一些财物，那么这事先就这样吧，以后再说。
如今设在顿河之滨的巴音郭楞小镇就是蒙古人与东岸交易的一个重要口岸。东岸人的商船在此靠岸，然后将各种物品运到蒙古人的帐篷内，蒙古人则将奴隶转交给东岸人运走，生意非常繁忙。巴音郭楞的统治者图日根是一个残忍好战的人，骑术卓绝，经验丰富，曾经在伏尔加河流域常年和哥萨克互怼。在他心里，这些白奴们都有罪，男人都该死，女人都该成为蒙古勇士们的战利品，不过现在他们刚到这片没几年，离不开东岸人的支持，因此只能将这些白奴们拿去换一些好东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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