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乱世降临第十五节黄巾之祸
光和七年二月，黄巾起义，天下震动。
当时正值青黄不接的时候，百姓旧粮吃完，新粮尚未收获，黄巾一起，一时间，上百万饥民头缠黄布，吼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势如潮水般向个郡县涌去。
张角的黄巾徒众，到处攻村庄，攻市镇，遇到衙门就烧，遇到财产就抢。旋即，这场大规模的“起义”如同历朝历代农民起义一样，变成了大规模的武装抢劫活动。
作为黄巾徒众之大头目的张角，及两位弟弟张宝、张梁，懂得的只是以画符念咒、喷水治病的魔术或催眠术，用来广收信徒，借以推dao朝廷及其政府。而汉朝的各级政府，何以会在安、顺、桓、灵诸帝之时坏到那种田地？要用什么样的政府来替换这东汉末年的政府？老百姓所受的痛苦，除了苛捐杂税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要用什么措施来铲除当时经济上的病根？这些大问题，不是张角等人所能答得出的，也不是他们所能想得出的。
他们，正如其后若干次的农民革命的领导人物，只不过是对现状十分不满而凭着一时冲动，“为革命而革命”、“先破坏了现状再说”！从开头起，他们便不想睁开眼睛看看世界，而只肯闭着眼睛在黑暗中盲动，最后安得不失败呢？
不可否认，黄巾的叛乱也是有着民众基础的，连年的自然灾害是民众流离失所，官府不仅不加救济，反而加重税负，民苦不堪言，故此起而反抗。天灾人祸啊，他们岂会是单独而行。
在中国的历史上，社会动乱与自然灾害有高度的相关性。中国的历史首先是一部社会动乱史,“盛世”之说，反证了“乱世”的普遍性。
从地理学上来说，中国独特地理位置和国土面积等自然地理特征构成了中国独特的自然灾害的基础。中国位于世界最大的大陆——欧亚大陆的东南部，濒临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由于海陆之间的热力差异而造成季风气候特别显著。中国是世界上季风最为显著的国家之一。季风气候的主要特征是季节变化剧烈，降水集中，干旱也相对集中。这一气候特征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
另外，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起伏极端，几大河流由西向东顺势狂奔；加之降水在时间上相对集中，水灾特别严重，中国是世界上水患最严重的国家。同时，中国地形复杂多边，山高谷深，迎风坡降雨、锋面降雨、泥石流等易成灾害。中国人可以说是“斜坡上的居民”，在这个灾难不断滚滚而来的斜面上，稳定生存往往受到威胁，生活往往被摧毁。
特别是在中国社会的历史早期，摧毁性的自然灾变奠定了社会动乱的自然基础，然后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之间，以及各种社会动乱之间交替出现。
“摧毁性自然灾变”是“掠夺性社会动乱”的第一基础，然后发生自然灾变和社会灾变的不断置换以及掠夺与反掠夺的动乱循环。
摧毁性自然灾害严重威协了人类的生存，将人类社会沦于死亡、贫困和恐惧的边缘；由于灾变扫荡了生活资料，毁坏了生存资源，掠夺有限的生存资源就成了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人与自然的恶劣关系转换为人与人的恶劣关系。中国社会动乱的本质是生存之战。
生存之战的原则是“你死我活”，与主义和荣誉之战比较，更具残酷性。
生存之战是掠夺性社会灾难；由于灾变摧毁了“交换成本”并加剧了生存必需品的极度短缺，无成本的征收和掠夺彻底取代了商业交换和竞争关系，“扩展性秩序”摧毁于掠夺性经济之中。
生存之战支配了中国历史。
中国文明的主题是生存而不是发展；每次动乱的引发点都是饥荒和极度贫困，每次动乱以后都要重建生存，每次动乱以前都要“准备”在动乱中如何生存。这在政治史上就表现为王朝循环和文明的静止或停滞。
再没有比动乱（所谓农民战争）推动了历史进步的理论更颠倒是非的了。
中国的农民造反100%是灾民起义，这种动乱正是历史停滞的原因之一，尽管我们在人类的同情心上对“农民革命”可能表示同情。希望真理和伦理合二为一是方法论上的一个优点，但却可能是认识论上的一个缺点。
马克思在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中认为，中国社会一直处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即半野蛮半文明阶段。这里，没有土地私人所有权，只有部落的共同所有和东方专制主义式的土地国有制。即万人服从于专制君主一人（或国家）的奴隶状态。
马克思这一学说的理论依据是“灌溉假说”。根据“灌溉假说”，大型的公共事业（建设堤坝、运河等）是使东方的农耕变为可能的基础，为了管理这种大型的事业，“专制君主”即“亚细亚国家”这一组织化的权力是必需的。
马克思认为，“中国革命”是什么呢？它是对存在了数千年的“儒家”社会的根本颠覆，是属于非市民社会范畴的对“儒家”社会的颠覆。大规模农民战争的频繁爆发是中国历史的主要特点。经常是每隔数十年就有数十万甚至数百万贫困的农民大众被动员到暴力抵抗运动中。就象过去中国历史上，人口发展图表中清楚表现的那样，这种浩大的农民战争每隔200年就会周期性地爆发。而这种农民战争分别导致了当时存在的社会秩序的整体性崩溃。同时，这种暴乱经常会损失三分之二以上的生命，这点在所有王朝初期的人口数统计中表现得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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