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曹魏兵围成都，刘禅心里很清楚要是抵抗，士兵的伤忙一定会很大，而且很有可能招致曹魏屠城，让百姓遭殃。为了保全子民，刘禅在深思熟虑后，决定开门投降。刘禅投降后，北上到达洛阳，被封为安乐公。这样一来，刘禅多了一个卖国的骂名，却保全了百姓的姓名财产，无论在当时老百姓来看，还是从当代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都应该是一件好事。对于刘禅不战而降，实乃“全国为上之策”。
刘禅亡国之后，作为亡国之君，不仅自家生命，而且包括对蜀地百姓幸福都掌握在人家手里。自己的待遇，直接影响晋国对蜀地百姓政策的宽松。所以，刘禅必须装憨卖傻，处处隐藏自己才能，才能瞒天过海，养晦自保。表面的麻木和愚懦的背后，潜藏着过人的狡诈和机智。周寿昌的《三国志集解》评价阿斗说：“恐传闻失实，不则养晦以自全耳。”所以说，后主刘禅不失为“通明智达”的一代君主。
刘备临终前特意叮嘱：“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而事实上，对于事无巨细，大权独揽的诸葛亮，刘禅也基本上做到了凡事谦让，“以父事之”。按照常规，诸葛亮本应还政与刘禅。北伐前夕，诸葛亮依旧把22岁的刘禅当作孩子，还特派心腹进行“监管”，“后主益严惮之”。不仅如此，还在《前出师表》中，透露出对刘禅的种种不满，象对待孩子一样提耳面教刘禅的“亲闲臣，远小人”，而青年天子刘禅从大局考虑，委曲求全了。
诸葛亮的违背了先主辅政的嘱托，进而代政，并长期大军在外，犯了君臣大忌。尽管刘禅与诸葛亮君臣之间也存在着些许不谐，而刘禅也是为大局着想，克制自己。诸葛亮用人失误后很内疚，后主安慰说：“胜负兵家常事。”诸葛亮自贬三级后不久，为了不影响诸葛亮的权威，等诸葛亮打了胜仗后，刘禅及时恢复诸葛亮的职务。
诸葛亮死的消息传来，刘禅连日伤感，不能上朝，竟哭倒于龙床之上。当灵柩运回时，刘禅率文武百官出城二十里相迎。诸葛专权对后主很有刺激。在诸葛亮死后，刘禅反对为其立庙。但在众人的一再要求下，阿斗也没有固执己见。
尽管如此，刘禅还是没有丢掉诸葛亮这面旗子。如此行事，既得人心，也顺民意，从而保证了政局的长期稳定。刘禅深知“君臣不和，必有内变”的道理，只要自己一时不清醒，野蛮的路线斗争也就不可避免。青年帝王刘禅对此却能从长远着眼，如此得体地处理权臣问题，也可谓亘古未有。如此贤德的领导，在专制制度的历史长河中，也是奇迹。南朝史学家裴松之评价“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
看来后主刘禅不仅有肚量，而且很有头脑。诸葛亮急于北伐，刘禅头脑非常清楚，规劝说：“相父南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尽管诸葛亮置自己的规劝与不顾，但北伐决议一旦形成，刘禅还是全力支持诸葛亮的北伐。诸葛亮死后，刘禅马上停止了空耗国力、劳民伤财的北伐。司马懿率大军征伐辽东公孙渊。刘禅唯恐蒋琬犯诸葛亮老毛病，专门下诏告诫蒋琬不要轻举妄行，“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魏延造反，却表奏杨仪造反。后主听完魏延表奏，马上提出疑问，曰：“魏延乃勇将，足可拒杨仪等众，何故烧绝栈道？”
为了防止权臣权力太重问题，刘禅以费祎为尚书令和大将军，主官政务，以蒋琬为大司马，主管军事，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蒋琬死后，刘禅“乃自摄国事”，大权独揽，彻底解决了蜀国多年“事无巨细，咸决于丞相”的政治体制。
蜀汉后主刘禅不仅分析问题有头脑，而且处理问题也很果断，有人情味。刘琰的妻胡氏入贺太后，太后留胡氏住了一月，引起刘炎的猜疑，导致了恶性事件。刘禅接受教训，马上废除了大臣妻子母亲宫廷朝贺的礼节。对于姜维等人把蜀国衰落责任推给宦官黄皓时，后主并没有委过与人，只是说：“区区一个太监，不过是一个听喝的。”
夏侯霸的父亲为黄忠所杀，刘禅安抚前来投降的夏侯霸时，说：“你父亲的遇害，非我先人所为。”一语带过之后，套近乎说：“我的儿子还是你外甥哩！”魏延叛乱被杀，后主也没有对魏延一概否定，而是降旨曰：“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赐棺椁葬之。”后人认为：“后主能作此语，亦非非常。”在待人接物等方面，刘禅的胸襟比他父亲刘备要大气的多，不失于第二代领导人的风范和气质。
作为三国中最弱的一方，刘禅能领导蜀国41年，既避免了班子内部互相倾轧，也没有隔几年发动一次大的运动，而政权稳固。在国家人民去留之际，后主看重的是人民的现实利益，摈弃了面子政治，减少了生命财产的无谓牺牲。
在危难关头，当断则断，使国家人民得以保全。如此决策，与“为了自己一己私利，而不断地鼓动老百姓为自己卖命”的刘备来比，不知进化了多少代。跟同时代领导人吴王孙皓和晋朝开国皇帝武帝相比，刘禅也不乏仁德名主。其实如此大气国家领导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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