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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调查，纽约市有超过百分之六十的人口都知道这次诽谤事件，而全美国也至少有超过一半人口听闻过这次事件。其中三大商业电视台的新闻节目进行了报道是原因之一，而纽约市市长和洛杉矶市市长两位政治人物的发表言论，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显然，这已经成为了社会探讨问题。
大家对“埃文-贝尔事件”的关注已经离开了事件本身，更多是关注事件背后的意义。正如威廉-伍德所说，如果只是克雷格-库克一个人，他是绝对没有如此大能量的，能够将这次事件闹得如此沸沸扬扬。真正的幕后黑手，还应该算上新闻媒体一个。新闻行业的职业道德准则问题，再次成为聚焦对象。
同时，网友们的盲目从众心理，也成为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新课题，网络效应对舆论的重大影响。这个课题，也成为未来十年讨论不断的课题。只是，埃文-贝尔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成为了这个课题的导火索之一。
在真相大白之后，有不少社会学者都加入了讨论的行列，认为这次事件体现了网络信息时代，新闻媒体对爆料的渴望，同时也是观众对消息劲爆要求的提高，还有网络假消息的纵横，以及网民缺乏辨识能力的担忧。还有心理学者、法律学者、教育学者等各个专业领域都加入了讨论之中，这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课题。
埃文-贝尔的名字，非本意的，成为了网络效应对舆论重大影响的第一个重大案例，甚至之后还出现在了教科书之中，让所有人啼笑皆非。
真相大白之后，埃文-贝尔仅仅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了一句话而已，却让整个美国舆论界都混乱了起来。所有媒体更是提心吊胆，十一工作室对七十六家媒体的起诉，让这些媒体都有些不知所措，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十一工作室是什么打算。
要知道，诽谤罪，在美国可是一个棘手的罪名。
在崇尚言论自由的美国，每一位公民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可以批评政府的政策失当，即便你的批评缺乏事实根据，甚至完全失实，政府不会告你诽谤。
单纯从理论上来说，如果用失实的语言公开攻击别人，造成对方的经济或名誉损失，就构成诽谤罪，但是实际情况远比这要复杂得多。
在美国，有两种人如果被人公开责骂，是很难起诉别人诽谤的。一种是政府公务员，一种是名人。作为政府公务员，必须忍受被人责骂的痛苦，即便对方的责骂是完全失实的，也不能告对方诽谤。作为名人，也是如此，因为身为公众人物，别人的谩骂，当事人也只能忍受，如果因为被骂就去起诉别人，一般也告不赢。
这里引发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可以叫做名人或公众人物？其标准是什么？法律上似乎没有很明确的规定，据说美国的一些案例显示，有些法官认为你的大名在网上或媒体上公开报道过三两次，就算是名人了。埃文-贝尔，显然就是一位名人。
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言论自由，名人受到言论攻击，甚至诽谤时，也很难通过法律途径获得胜诉。如此困难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对于名人的报道往往是捕风捉影，这是为了满足公众知情权和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而在诽谤罪定罪条件中，必须要能够证明“经济或名誉损失”。
经济或名誉损失自然不能空口无凭，例如某人造谣说当事人有传染病或不良嗜好，使当事人失去了一个年收入为十万美元的工作职位，那么当事人就有了告他诽谤的真凭实据。为了要证明自己受到经济损失，可能要公开当事人的个人收入；为了要证明自己的精神损失，可能要公开当事人的医药费用，等等。如果不想公开，或者拿不出真凭实据，就最好不要轻易告人诽谤，否则就是白花精力、时间和律师费。
而名人，恰巧无法出示这方面的真凭实据。因为作为公众人物，本来就是处于镁光灯之下的职业，加诸在其身上的“诽谤”，大多都只是娱乐效果之一，制造的伤害根本无法取证。比如说公众人物提出证据说，因为诽谤自己丢失了一个面试机会，“面试机会”这样虚拟的东西是不能作为证据提交的。所以，公众人物要用诽谤对抗媒体，显然不是一个明智的行为。
如果是超级大公司，表明了公司追究责任的决心之后，对于诽谤事件的处理，一般还是会放松态度的，毕竟和媒体打好交道、换取利益，才是大公司掌舵人明智的做法。但十一工作室，准确的说是埃文-贝尔，媒体实在不清楚这个个性十足的少年会做出些什么，就算明知道媒体诽谤的罪名无法取证，也许他也还是会和七十六家媒体鱼死网破、不死不休在法庭上闹，这是绝对有可能的。
于是，当埃文-贝尔状告海蒂-蒙哥马利、克雷格-库克的案件在法庭正式开庭时，法庭门前的广场就被一百多家媒体占据了，那七十六家被起诉的媒体自然全部抵达了现场。谁都知道，海蒂-蒙哥马利、克雷格-库克的案件审理完毕之后，就轮到媒体们了。所以，大家对于这次案件的结局，以及十一工作室的立场都十分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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