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在犯罪成本过低的情况下，法律难免会成为犯罪分子的保护神。
这听上去很荒谬，但其实很现实，法律人用来约束人们的工具，约束坏人的同时也会约束好人，而“好人”和“坏人”的界定，很多时候在法律上是模糊的，这就难免会让人有机可乘，遵纪守法的人肯定不会整天研究法律，他们只做法律允许范围之内的事，而那些违法犯罪的人，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他们都可以尝试。
而大多数情况下，尝试的成本很低，即便是伤天害理的事，只要法律没有禁止，那些心怀不轨的人也能为所欲为，遵纪守法的人反而会束手束脚。
当然这种情况在海参崴很少存在，海参崴州政府遵循大陆法律体系，在庭审中会配备陪审团，这个陪审团的作用比美国本土很多州的陪审团作用都要大。甚至甚至有些时候，法律也要为陪审团让步，只要陪审团认定的犯罪行为，即便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也可以由陪审团适当量刑。
这一点就很恐怖了，有一点必须明确，法律的规范，肯定是落后于现实意义的，很多时候犯罪行为会促进法律的完善，陪审团的意义就在于此，即便是法律没有规定的范围内，陪审团也可以适当量刑，这就给更多人敲响了警钟，别以为法律没有涉及的领域就无法无天，只要陪审团认定的犯罪行为，即便是处于法律空白，那么犯罪行为也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当然了，海参崴州的这种模式在法理上是不规范的，但是谁又会在意呢，对于犯罪分子，人人咬牙切齿，哪怕是有时候陪审团的量刑超出常规，也没有人会责怪陪审团制度太过苛刻。
好吧，其实在华人群体中，基本上不存在这种现象，华人中盛行的宗族惩罚，其实就类似于陪审团制度，很多时候，宗族间约定成俗的常规，比法律更具有约束力，谁会为了一个罪犯冒天下之大不韪呢？华人中还有“大义灭亲”的说法呢，这不是冷酷无情，这叫舍小家为大家。
海参崴州的陪审团成员并不是固定的，一般情况下，海参崴州会组建接近二十人的陪审团，其中一半成员是州议员或者市议员，剩下的一半人中，又有一半是资深律师，然后才是居民代表。
这个居民代表也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担任的，海参崴州有很多民间组织，比如步枪协会，比如农业协会，又比如各地的华人商会，最后的代表从这些民间组织中产生，他们这些人对于规则的破坏者，同样是深恶痛绝，所以在海参崴，如果一个人违反了法律，或者是行为触及到全社会道德底线，那么他一定会付出深刻的代价，这会让他铭记终生。
“莱恩，要重视提高女性的作用，不仅仅是在家庭中，很多不需要沉重体力劳动的工作，女人会比男人表现的更好，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海参崴州，是全美最重视女性的州，现在本土的女性还没有投票权吧，你说，如果海参崴的女性拥有投票权，这个主意怎么样？”李牧愿意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但不能是强迫性的，要让全社会达成共识。
很遗憾的一个情况，现代社会，虽然名义上是父系社会，男性在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在家庭中，维系一个家庭的纽带往往都是女性，但是女性却没有取得和社会角色相匹配的社会地位，这让李牧很遗憾。
当然了，李牧也绝对不希望，海参崴州提高女性地位的做法会发展成女权运动兴起的起源，其实李牧不反对女权运动，但是李牧反对一切借口女权运动挑起的纷争。
另一个时空，共和国的女权运动就到了一个变态的程度，很多人喊着女性要自立自强，但是却不了解“自立自强”这个词的含义，要想自强，首先要自立，很多女孩挣着三千块的薪水，却希望有月薪三万块的男友，而且还要完全支配男友的收入，自己在家庭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是一种对自我定位的不清晰，哪怕找到这样的男友，最后男友也会不堪忍受离她而去，而如果找不到的后果更严重，那就成了所有人都不符合他们的标准。
其实这种时候，更多的是应该考虑，是不是自己的要求不切实际，“凤凰男”相对应的是“孔雀女”，这两个词其实原本都应该很励志，但是时代赋予了这两个词太多的负面信息。
也不能怪她们，在那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又有多少人能保持自己内心的坚持呢？
李牧自己都保持不住。
“投票权，这当然很好，但是我们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大多数女人没有工作，她们的日常是为家庭服务，很少出门，不了解外界事物，不知道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那么这样怎么能保证，她们就能把自己的神圣一票，投给正确的那个人呢？”莱恩·马修不反对给女性投票权，真正让莱恩·马修担心的是，女性并不能保证她们的投票，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和理性的男人们不同，女人大多数是感性的，这也就意味着，她们的选择，很容易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这很危险，共和党占据绝对社会优势的时候，女人的选票无足轻重，但是现在民主党正在逐渐威胁到共和党，票数正在逐渐接近，莱恩·马修不想看到任何意外，哪怕仅仅是可能的意外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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