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愿到底还是没赶上第一期的《圆桌派》录制，首尔的地下室出了点儿问题。
希杰找的地下室倒是挺符合许愿的要求，但地下室窗外没有其他人家，这样镜头就拍不到生活气息，只能临时搭建。
可搭建倒是没问题，不过要许愿全程看着，不然搭出来不符合他的要求，就全白费了。
就这样许愿在偷国多待了10多天，才把所有的建筑和布景都定下来。工作人员继续按照许愿的要求搭建，许愿自己则是赶回北平，参加《寄生虫》的首映，顺便录制一期《圆桌派》。
《寄生虫》的首映式许愿没准备大搞，就邀请了一些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和媒体，宣发规模也是最小的。许愿的心里特别有B数，他根本就不指望这种文艺片能卖多少票房。
事实也是如此，《寄生虫》上映一个星期，累积票房才5000多万，除了许愿的狂热粉丝以外，真的没多少人去看文艺片的。
出乎许愿预料的是《寄生虫》的口碑并没有他预想得那么好，瓜瓣的评分只有7.5分左右，与许愿的预想有些落差。
仔细研究了一下，许愿发现大部分差评都集中在电影的逻辑上，这次倒不是逻辑帝故意找茬。
他们分析的逻辑问题是，如果一个家庭四口人，儿子学习挺好，女儿有点美术天分还会PS，爸爸会开车，妈妈会做饭，他们为什么会混得如此之惨？住地下室就不说了，用得着全家躲在家里折披萨盒吗？
这确实是许愿和梅锋考虑不周，他们都陷入了一个主观误区，《寄生虫》这个剧本许愿抽出来的时候就是偷国版的，电影里的剧本逻辑和社会背景都是偷国的，而不是华夏。
在偷国这种情况就比较正常，偷国的失业率非常夸张，偷国版本的《寄生虫》剧本里有这样一句话，“一个警卫职缺，都有500个大学毕业生去应征。”
偷国虽然是个发达国家，但底层人民的生活并不轻松。据世界经合组织统计，偷国的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0%，是组织里所有国家最高的。
虽然偷国60%的人都接受过大专以上的高等教育，但每年依然有30%的考生选择复读，因为只有高学历才能找到工作，在《寄生虫》里基宇连续重考四次的原因就是如此。
这还不算完，就算真的进入职场，职场霸凌在偷国也是随处可见。
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知识，偷国的自杀率一直居高不下，常年排名世界前三，按照今年的统计，偷国平均每十万人就有27人选择自杀，仅次于俄罗斯的31人。
原因无外乎是压力过大，看不到希望等社会问题。
偷国虽然是发达国家，但是贫富差距非常大；虽然经济发展得很快，但是社会混乱落后。而且这种贫富差距和阶级观念已经存在了很久，在偷国人的心中根深蒂固，这和我们的国情不太一样。
所以国内的观众看《寄生虫》的时候，会觉得不太真实，这确实是许愿的问题，他原来准备发个微博，后来想着正好要去录《圆桌派》，还是去那里解释吧，能说得透彻一些。
《圆桌派》的主持人是窦文韬，前几期都是邀请梁雯道、马嵬都、余石存这些嘉宾一起聊社会热点，走得是文化类节目的路子，类似大陆版的《锵锵三人行》，无非是把方桌换成了圆桌。
为了照顾许愿，这期节目没有邀请京圈的马嵬都，余石存也没来，换成了对娱乐圈比较熟悉的王海林，又加了一个李爱，凑够了人。
窦文韬找出一盒火柴，准备点香，李爱是负责活跃气氛的，立刻说道，“之前不是都用打火机吗？怎么用上火柴了？”
窦文韬一边点香一边说道，“嗨，咱这不是网综嘛，我看网友说我们不管是装修还是摆设都古色古香的，用打火机不太应景，这就给换了，这也叫用户意识。”
王海林接茬道，“你这个想法特别对，现在做节目就跟拍电影一样，用户意识才是票房的根本。”
窦文韬又给大家倒茶，“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出色的电影人，我们先欢迎一下许愿许老师。”
许愿连忙客气，“别叫我老师，我臊得慌，还是叫名字吧。”
“刚才海林提到了用户意识，你怎么看？”
“拍商业片当然需要有用户意识，要考虑清楚剧情观众是否能接受，逻辑上是否能自圆其说，商业元素是否足够等等，这些都是用户意识。当然这不等于大数据。”
许愿说完特意看向王海林，前段时间那个阿狸的徐总在一次研讨会上大放厥词，把他那套杀人游戏式选编剧和屌·丝购票心理学的理论抛了出来，引起了轩然大波。
尤其是编剧界，都炸锅了，王海林是《铁齿铜牙纪晓岚》、《神医喜来乐》、《都是天使惹的祸》的编剧，他肯定也对徐总非常不爽。
果然王海林会心一笑，接过话头，“所谓的大数据选演员，选出来的基本上都是流量明星和小鲜肉，真正口碑好的演员绝对选不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观众压根就不会参与进所谓的大数据选演员的活动中。那流量明星加大IP的结果肯定会催生烂片。”
“至于什么杀人游戏式选拔编剧更是无稽之谈，现在编剧的地位已经很低了，还要让他们放弃署名权，只给所谓的贴吧吧主和粉丝改剧本，我不认为哪个有傲骨的编剧会愿意干这个活。”
王海林的怨气许愿也能理解，可他说得有些太绝对了，等到编剧都吃不上饭的时候，自然就会去给资本打工，谈傲骨纯属扯淡……
窦文韬本来想继续深挖一下，不过突然想起许愿要解释一下《寄生虫》的事儿，顺势问道，“刚才说的是商业片，许导认为文艺片是不是也需要考虑用户意识？”
许愿暗道窦文韬上道，直接回答，“我个人认为不需要，文艺片通常是导演的个人表达。比如我之前拍摄的《寄生虫》就完全没有考虑观众的想法，只是把我想要表达的东西拍了出来，所以才会遭受到这么大的非议。”
“提到非议，观众最大的质疑就是逻辑问题，李家四人似乎不应该过得这么惨，你是怎么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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