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亦确实不抗拒跟李先生在学术上的交流，前世要有这样的机会，苏亦说不定要幸福的休克过去。
因为跟李仰松先生有了这样一个不算约定的约定。
苏亦下课以后到图书馆，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翻阅民族考古的相关论文，如李仰松的《云南省佤族制陶概况》，《考古通讯》1958年2期；《佤族的葬俗对研究我国远古人类葬俗的一些启发》，《考古》1961年7期。
此外，还有宋兆麟：《云南永宁纳西族的葬俗－兼谈对仰韶文化葬俗的看法》，《考古》1964年4期；《云南永宁纳西族的住俗—兼谈仰韶文化大房子的用途》，《考古》1964年8期。
甚至还有一些汪宁生的相关论文。
在五六十年代，相关的民族考古论文并不算多。
可以看的，也很少。
一个下午的时间，苏亦就能把这些东西给翻完。
前世，苏亦曾经看过李仰松先生参与编写的《佤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也看过他自己编写的《20世纪50年代西盟佤族社会历史调查》。
这些书是了解云南佤族最为重要的资料。
甚至，翻看这些论文以后，苏亦也去借阅林耀华先生的相关着作。
虽然在图书馆泡了一整天，但苏亦也没有萌生要写相关论文的想法。
已故的台湾史学家余英时就曾经对在学术研究上，通与专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上提出过自己的看法。
他说：在学术上，通与专是看个人的。有人愿意是专家，他不想“通”，对“通”没有那种意识。有人故意学“通”，那种是很虚的通，许多抽象的废话，听起来冠冕堂皇。尤其是现在用西方各种理论的名词，人家也不知道葫芦里卖什么药。我想真正求通，是在专中求通，通中求专，两者分不开。没有具体研究，通什么呢？一到具体研究就进入专的领域。这专不是就事论事，要看看前面，看看后面，看看左右，把有关的都联系起来，那就是专中有通，通中有专，不能空谈专与通。
对待这个问题，宿先生也曾经提过自己的要求。
就是让宿白他们几个弟子发文章的时候，要慎重。
入学的第一个周，在宿先生家里做客，宿先生就曾经说，“以后你们发文章的时候，不要忘了你们是我宿季庚的弟子。”
这话，在苏亦看来，完全就是针对自己的。
因为他在粤博实习的时候，就撸出两篇文章了。
石峡稻作遗址的论文被文物收录，而关于遗址博物馆的论文则被考古收录。
这两篇文章都被国内考古行业内两大期刊收录，按理说应该觉得高兴才对，然而，宿先生偏偏就不高兴。
或许他在私底下偷偷高兴了却没有说。
反正，宿先生是不鼓励这种现象的。
是苏亦发的文章内容不好吗？
并非如此。
然而，苏亦的这篇文章研究方向却偏了，跟佛教考古啥关系都没有，偏到十万八千里，普通的本科生发没有问题，或者其他导师名下的研究生发也没有问题。然而，苏亦他们发问题就挺大。
属于不务正业。
从这点来说，宿先生是极其爱护自己的羽毛的。
苏亦涉略极广，啥都好奇，啥都想学，但除了实习那段时间快枪手似的赶出来两篇文章外。其他方向，他不写。
不然，按照他前世的习惯，有那么好的机会水论文，他肯定不会放过。
现在嘛。
他很好克制这种欲望。
从内心深处，苏亦也认同宿先生的想法，论文要么不发，一发就要有目的性。不要东一个榔头西一个榔头，啥都想研究啥都要去涉略。
以前他或许会这么干，现在嘛，不想干了。
除非那种去构建一个学术体系学术思想的论文。比如他在农业稻作遗址方面的研究，以后就不停发文章，不断的深入。然后不断的给自己的主张添砖加瓦，毕业的时候，还可以去学术碰瓷，去跟别人论战。只要赢了，就是颠覆选手，完全就是靠颠覆前辈的观点上位。
不过这样作，要不了几年，他就变成一个学阀。
既然不干这样的事情，短时间内，苏亦只能克制自己发文章的冲动。
主要是他前世读研的时候，研究的是公共考古，这方向太虚。弄不出啥东西，后面转入民族考古的坑，博士论文还没有弄出来，就回到现在。
前世读了那么多年的书，苏亦连自己的学术主张都没有。完全就是一个万精油选手。现在，如非必要，他也没有啥好写的。读研这几年，除非佛教考古方向的文章，其他方向的。苏亦觉得自己尽量不去碰触。
或者说，等他闯入偌大名头以后再说。
现在嘛。
不着急。
按照张爱玲的说法，出名要趁早，苏亦这个年龄段已经够早。
再早就没有必要。
就这样，苏亦也开始上宿白先生的第一节课。
不是宿先生讲述的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而是古代建筑。
五十年代的时候，北大考古专业聘请梁思成先生过来讲述古代建筑。
然而，当时梁思成先生社会活动太多，本人太忙。并没有来北大讲多少节课，大部分的情况都是由宿白先生在代课。
所以，从五十年代开始北大古代建造的课堂都是由宿白讲。
至于为什么宿白先生能讲古代建筑，主要也是受到梁思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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