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一元北海银币的含银量是6.9克，用的是925银，而一卢布的含银量则是7.38克，可因为二者在份量上相差不大，而且北海银币的亮度要比卢布高，所以马尔托夫并没有质疑其价值。
那人喝了一口伏特加，突然开口道：“有什么下酒菜？”
“有香肠和腌菜。”
“好吧，每样都给我来点儿，不用太多。”
等酒菜端上来，马尔托夫看到对方喝酒的样子就像是在品尝药汤，心里有些好笑。
“看来这个人很少喝酒。”他心里这么想着，然后躬身对对方道：“老爷，这可是本地最好的伏特加。味道怎么样？”
“还不错。”那人放下杯子，微笑道：“咱俩聊会天怎么样？要不你也倒上一杯，算我请客。”
开酒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有人请自己喝酒。马尔托夫虽然有些忐忑，可现在他是在中国人治下，于是便取了空杯子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一直漫到了杯沿儿。
马尔托夫举杯道：“您要不要说点什么？”
年轻人想了想道：“早晨的酒是石头，中午的酒是红铜，晚上的酒是白银，三天喝一次的酒则是黄金。那就为白银而干杯吧。”
马尔托夫听了这话顿时一愣，脱口道：“您看过《塔木德》？”
年轻人跟马尔托夫碰了杯，浅抿了一口，随即才解释道：“哦，是以前听人说过。”
一杯伏特加下了肚，马尔托夫的话也多了起来，他笑着道：“在西伯利亚怎么能少的了酒呢。年轻人，你俄语说的真不错啊，在哪学的？”
“呃，伊尔库茨克。”
“那地方我知道，我有个亲戚，头几年......”
随着一杯又一杯有人请客的上等伏特加下肚，马尔托夫的话匣子也逐渐打开。年轻人一开始先是聊了聊酒馆的生意，随后便将话题转向了包税制。
话说包税制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征税形式，十八世纪的法国包税商可以说是最为人所熟悉的商人群体。
对于沙俄帝国而言，包税制的缘起与蒙古人的统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十四世纪莫斯科公国的崛起，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得益于其充当了金帐汗国最为得力的包税商。而当摆脱蒙古人的统治后，这种包税制的传统也就沿袭了下来。
包税制征税对象有很多，关税、盐税、酒税都可以包；酒税在叶卡捷琳娜时代是国库收入的大头，超过了一千万卢布，占了总收入的三分之一。沙俄政府的包税法严格规定了包税商的酒类销售价格，其目的是在压低包税商利润的同时增加政府的收入。但事与愿违，这样的规定不仅没有提高政府收入，反而使得政府的酒税收入逐年下滑。
已经喝了七八杯伏特加的马尔托夫红着脸对年轻人抱怨道：“那些老爷，官老爷们根本不知道这一地区伏特加的销售总量......年轻人，到底卖了多少只有我们自己最清楚。”
年轻人点点头道：“也就是说，酒税收入的多少完全取决于你们这些包税商。”
“说的太对了！年轻人，干一杯！”
从十八世纪中期以后，叶尼塞斯克跟其他沙俄地区一样，基本上是以酒类零售包税为主。各地区每四年进行一次竞标，中标者除了要包税，还会拥有某一地区的酒类零售垄断权。
酒类零售的包税模式，促使包税商们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一方面不择手段的扩大伏特加的销售量，另一方面则或明或暗的提高伏特加酒的价格。对于政府而言，这种模式固然大大降低了酒税征收所需要的行政成本，但随着伏特加销量的不断增加，政府也失去了对酒类销售的利润及其社会影响的控制。
也就是说，由于沙俄政府缺钱，由此促进了酒类包税制的发展；而对于酒类销售行为缺乏控制，导致普通俄罗斯人渐渐变得贪杯。
所以话说回来，俄罗斯人其实并不是天生就爱喝伏特加。不是说生活在高寒地区就一定喜欢酒，获取足够的食物才是第一位的。在连粮食都不够吃的时代，用粮食酿的酒只能是奢侈品。早期俄罗斯人即便是喝酒，也只是喝啤酒和蜂蜜酒。
酒税包税制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与其相关的严重的腐败现象。比如沙俄政府规定，包税商必须销售标准烈度为四十度的伏特加，同时要求每桶的售价是三卢布。
而身为前包税商的马尔托夫告诉年轻人，一桶伏特加的成本价至少得是4.4卢布，再加上自己的运营成本，每桶伏特加至少卖5~6卢布，他才不至于亏本。
在这种情况之下，沙俄治下的包税商们要么就给酒掺假兑水，或是提高售价，要么就是向政府官员行贿。所以沙俄的包税体制已经成了“制度性的腐败”，对包税商来说，整体环境就是如此，没人会遵守法规。所有人只想着一件事情，如何钻法律的空子赚取最大的利益。
这顿酒喝了差不多得有一个多小时，乔装出行的赵新也大致明白了包税制在北海镇治下必须要废除，同时还得从源头上控制住粮食交易和酿酒作坊的生产。
同时他也更加清楚了丢失整个西伯利亚对沙俄政府意味着什么，好大一笔国库收入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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