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分华夷、解除纳贡制度，则“天子受命于天”而“威服天下”的逻辑就不完整。其进一步的影响便是既然“夷”可以不从夏，天下又何必从于天子呢？
如果说，由传教士引入的西方宗教和自然科学对道统一尊的解构还多少带有理论上的味道，那么，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无疑使这样的挑战变成了现实，并具有了法律效力。
问题是北海镇是个怪胎！
从文明上讲，赵新他们引入的其实就是外来文明，只不过没人知道；而从人种上讲，赵新他们是中国人而非西洋人，所以又不存在华夏亡国灭种的忧虑。
所以这事就很麻烦了。
赵新不想遵循旧有的朝贡体系，那么就意味着自董仲舒以来确立的“君权神授”理论的崩溃。北海镇以工业立国，则意味着“尚礼义不尚权谋，在人心而不在技艺”的立国之道再也站不住脚。
这时候如果还要废除科举，则意味着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知识权力化”链条被斩断，将使得整个知识阶层对国家认同和信仰的崩塌。
然而恰恰在这个绝对专制的时期，从政治上讲，国家是需要知识阶层协助，来建立认同和信仰的，否则就会处处烽烟，防不胜防。
某人说可以搞军政府，以后再改过来。
从古至今，国家的权力体系无非四种，财富权力化、军功权力化、出身权力化和知识权力化。前三者已经被中国人所摒弃，只有知识权力化才算是相对最公平的。
好的不学学坏的？除了满足个人的野心还能有什么？看看另一时空的暹罗和拉美，军事权力体系一旦固化，谁会允许外人动自己盘子里的奶酪？所有想动的人，要么最后是远遁避祸，要么就是全家死光光。
皇帝？皇帝那时候只是一个摆设而已。
所以，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科举制是不是应该废除，而在于新式教育体系能不能能替代科举制的选才和教育功能，能不能立即担负起科举制原有的政治整合功能，能不能增强社会结构的弹性并有利于国家对社会的驾驭。
很显然，北海镇目前的教育体系还远远做不到。相对于两亿多人口的大国，近四十多万人的北海镇即使人人识字，也是力有不逮。
别说四十万了，另一时空中，辛亥革命前的新式学堂所吸纳的学生总数近三百万人，而相对于两千万的科举读书人，其社会动员能力还远远不足。乡绅一句话，不管是姓德还是姓赛，全给我靠边站！
清末民初社会有多动荡、多混乱？
当然，也正是因为这种动荡，导致从上而下的政治整合失败，才有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
按说古代中国的超大地域为“知识权力化”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但是分散化的社会管理成本和小农经济的财政能力限制了知识官僚体制的规模。也就是说，因为小农经济，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单一化，财政盈余能力太弱，养不起那么多官僚。
别拿秦、汉说事，秦汉时期中国才多少人，版图扩张都没完成，没开垦的荒地还多着呢！到了清代就不同了，人口暴涨，地力开发到了极点，该分的蛋糕都分完了，拿不出多余的去搞皇权下乡。
话又说回来，皇权并不是不想下县，然而自北宋以来形成的“天子与士大夫共治”的政治格局，导致中央政权必须要跟士绅集团达成平衡。说白了，既然皇帝是与士大夫一起治天下，皇权就必须把乡村这块蛋糕分出去才行。
什么以民为本，什么不与民争利！不过是要把老百姓当成韭菜一茬茬的割，老百姓的死活关我屁事！王安石的变法把士大夫集团逼急了，面对宋神宗的诘问，文彦博豁出去了，干脆把话挑明了。
其实王安石变法的本质，同样是割老百姓的韭菜，只不过割的范围有点大，把连一些士绅也捎带进去了，所以才引起反弹。
明代就不用说了，典型的皇权和士绅分润。到了满清，因为承袭明制，又要笼络士绅，继续保持了皇权不下县的平衡政治。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一说；你好我好大家好，咱们一起联手割韭菜。
赵新正是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斟酌，冥思苦想，跟很多人聊过之后，才弄清了这个问题所在，也做出了选择。
到了这一步，他也终于从一个贪财的“知道分子”，蜕变成了一个初入门径的“政治人”，而要想成为一个“家”，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江藩离开赵新家后，没有回住处，而是径直去了图书馆。果然，段玉裁、刘台拱和洪亮吉还在那里，连汪中也来了。
将近八万卷、230万页的《四库全书》，即便是一秒钟打印一张，也得需要27天。从这一点来说，赵新收100银元还真是赔本吐血良心价。
听到开门声和脚步声不断靠近，段玉裁和刘台拱都没说话，洪亮吉抬头看了看江藩的表情，问道：“谈的如何？”
江藩摘下帽子扔在桌上，用手摩挲了一下脑后的发辫，过了好一会才长出一口气道：“看不懂。”
段玉裁头也不抬的问道：“子屏此言何意？”
江藩没有回答，而是看向汪中道：“容甫前辈，赵王跟您学了多少？或者说，他究竟师承何处？”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