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大部分人要赶回广州城，这个课程也只有留待第二天继续。第二天一早，富商们又集体赶到驻广办碰头，让施耐德倍感欣慰的是，头一天参加座谈会的富商竟然没有任何一家缺席，这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这帮大老板还没有人决定要退出这场游戏。
今天富商们的提问明显就比头一天多得多，而且往往都有比较强的针对性，看来这些人在昨晚回去之后也是下了一番工夫琢磨公司章程，说不定不少人还连夜召开了智囊会商讨此事——这从不少人顶着两只血丝红眼就能看出来。
由于问题的增多，这天上午施耐德的讲解速度也比前一天更为缓慢，到了中午时分吃过驻广办安排的“秘制海鲜大餐”之后，众人又接着议事。
不过第二天的座谈会结束之后，有两家商户选择了退出，参与方从原本的十五家减少到十三家。但施耐德倒是完全没有因此而感到气馁，在完整了解公司章程之后还愿意加入进来的商家，才是穿越集团真正所需要的合作伙伴。那些为了一己私利不愿接受这个章程约束的人，反而很有可能在将来成为公司的经营隐患。
到第三天的座谈会上，众商家基本已经就“琼联发”的经营方式和经营方向达成一致，但仍然有很多细节问题与海汉一方存在着分歧。陶东来没有列席旁听这一天的讨论会，因为驻广办来了一位身份特殊的拜访者，让他不得不将注意力从“琼联发”的事务上暂时转移开。
这位拜访者在抵达驻广办的时候，甚至连乘坐的软轿都没下，而是连人带轿一起进了驻广办的大门。之所以如此遮掩行迹，是因为这位拜访者并不希望在驻广办公开露面。
陪同这位拜访者一起前来的是“福瑞丰”的三少爷，现“金盾保安”的大掌柜李奈。陶东来在接到这两人到访的消息之后，便立刻来到书房接见他们。
“陶总，这位是从蠔镜来的佛郎机使者。”李奈向陶东来介绍道。
蠔镜便是后世的澳门，而这个时候的澳门，已经成为了葡萄牙人与中国贸易的主要补给港口。从1557年葡萄牙人获得澳门居住权到现在，已经过去了70年时间，现在常年在澳门生活的葡萄牙人数以千计。不过对于明人来说，他们对于“佛郎机人”的认识非常模糊，甚至不太明白澳门的这些葡萄牙人与马尼拉的西班牙人有什么区别。
《明史》中《外国传》中是这样记载的：“佛郎机，近满剌加。正德中，据满剌加地，逐其王。”这个时期的明朝官方，把佛郎机当作了满剌加的邻国，一下把佛郎机从欧洲变到了南亚的马六甲。但事实上葡萄牙早在1143年就成为独立王国，不过在距离现今几十年之前被邻国西班牙所吞并，变成了附庸国。
“福瑞丰”作为广州本地的大商家，与澳门的葡萄牙人打交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关于海汉商品在广州市场上的突然出现，精于买卖的葡萄牙自然也早就注意到了，只是限于消息渠道，他们一直没能跟海汉这边搭上线。直到最近通过种种渠道，终于让“福瑞丰”答应替他们引见海汉人——当然“福瑞丰”的态度其实也是海汉这边的态度，没有驻广办的点头，这场会见也是不可能出现的。
“尊敬的陶总，请允许若昂·恩里克·巴达克·托马斯向您致以最诚挚的问候！”站在陶东来面前的是一名标准的欧洲人，穿着巴洛克风格的浮华服装，领子袖口和裤脚都遍布着类似蕾丝一样的花边和缎带装饰，而下身却是宽松肥大，流动多褶的裙裤，很符合这一时期欧洲流行的“雄孔雀”服饰风格。
不过这个名字长到拗口的家伙却说着一口略带广东官话味道的中文，看样子到大明生活的时间也已经不短了。
“你好，托马斯先生。”陶东来点头致意。
本来这个场合由施耐德出面更为合适，毕竟他是长着一张欧洲人面孔的混血儿，又有长期在欧美生活的经验，语言上也不存在太大的沟通障碍，由他来跟葡萄牙人的使者进行交流，或许会更容易一些。不过由于施耐德要忙于处理“琼联发”成立的相关事务，而这个节骨眼上，显然“琼联发”要比葡萄牙人的到访更加重要，于是这次会见就只有陶东来亲自出面了。
“如果可以的话，请叫我恩里克，我的亲人和朋友都是这样称呼我。”这个葡萄牙人倒是个自来熟，立刻跟陶东来拉起了关系。
“好的恩里克。”陶东来应了一声，便邀请这两人入座。
这个恩里克显然也深谙明人的交往之道，落座之后并没有急着表明来意，直到有仆从送上了热茶之后，恩里克才主动提起了正事：“我有幸在几个月前见到了海汉制造的一些玻璃器，可以说质量一点也不亚于威尼斯的匠人，恕我冒昧，陶总是否能够告诉我，这些玻璃器的制作工艺是来自于威尼斯吗？”
“当然不是。”陶东来立刻断然否认了这种说法：“这是我们海汉的独门工艺。大概你也注意到了，我们的玻璃器具跟威尼斯的商品在外形风格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我们也有很多商品是威尼斯人从来都没制作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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