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番说辞下来，周不器就知道了史总的一些为难之处。
有些事情，紫微星、畅游这种民企可以做，他却做不了。除非史总有柳老总那种手腕，把中兴也变革成民企，那就太难为人了，根本就不可能。
最核心的一点解决不了，那就没办法了。
只能做一些表面功夫。
就像治病一样。
有些病，可以治本，可是有的庸医就很坏，专门去治标。这样一来，病人就会反复地发作，就会不停地来治病，庸医就可以赚很多钱了。
甚至很多世界级的药厂都是这么搞的。
有些病，明明可以药到病除。
但是不能卖这种药。
要把这种病搞成慢性病的模式，要让患者常年服药才能缓解症状，就可以为企业创造持续不断的收益了。
史总没接受“治本”的策略，周不器已经看到了未来中兴在美国市场的下场。碍于情面，接下来就只能说一些治标的手段了。
周不器道：“美国议会里的各种提案，每年有好几千个，绝大多数的提案背后都有经济利益的因素，要么说人家是腐朽的资本社会呢。有的提案，是资方想让自己好；有的提案，是资方想打击竞争对手。每年这些提案背后的公关经费，就要几十亿美元。由这些提案背后衍生出来的各种慈善晚会创造的捐款，甚至可以达到上百亿美元。”
史总当然知道这一点，点了点头，“中兴应该去美国支持一些慈善项目，去捐点款。”
周不器道：“如果不能在组织结构层面完成融合，尽量还是在文化层面跟当地交织起来，看看其他的科技公司怎么做的，就去学就行了。比如积极为一些落后社区提供福利、积极参与改善低收入阶层的生活等活动。”
在美国的大城市里，总是能看到许多免费发放食品的“路边摊”。
低收入者可以过去免费领取食品。
发放这些福利产品的都是志愿者，可背后真正出钱的金主，往往都是一些富豪和大公司，这是一种政治正确的美国文化。
名义上是可以做，可以不做。
实际上是必须做。
就跟给小费一样。
名义上是自愿给，实际上必须给。不是道德绑架，是文化绑架。
这其实都是常识了，中兴有自己的美国分公司，不用周不器说他们也能做到。事实上也是如此，前世的中兴就采用了这种治标的偏柔和的策略，一度在美国市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公司将近一半的收入都是来自美国市场。
甚至中兴在收购了黑莓的核心资产后，手机业务都发展起来了。
当时国内很多人就不明白，为什么在身边从来没见过使用中兴手机的人，可在销量榜单上，中兴总是能名列前茅？
其实是海外市场，很大一部分就是美国市场，中兴曾是美国手机市场里仅次于苹果和三星的存在，销量跟联想差不多。
再后来，就遭到暴击了。
就像谷歌退出了国内市场一样。
不过，周不器既然参与了这个话题，还跟史总这么面对面地座谈了，他总要尽一些自己的力量去帮帮对方。
能让中兴长久地在美国扎根，那当然是最好了。就算不能，最好也能把遭受暴击的时刻尽量地向后延。
周不器道：“议会控诉来自议员的提案，议员的提案背后，肯定有资本的力量。我估计，十有八九就是思科、康宁在搞事情。华为在欧洲做得太好了，把欧洲本土的设备商打得满地找牙，他们哪能不害怕？现在中兴手握巨款，要大举拓展美国市场，他们估计都吓死了。”
史总哈哈一笑，“暂时还不清楚背后是谁，估计也就是思科、高通、瞻博他们那几家，不奇怪。”
周不器道：“对啊，这次中兴肯定能过关，可这种事情，一次能过、两次能过，谁能保证次次都过关？要是每年都有好几个这种提案，议员们被中兴的事搞得很烦躁，时间长了，可能就不耐烦了，就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了。”
史总面色沉重。
这种事情，还真不只是猜测，估计背后也是有全盘规划的。
就跟古代大臣的朝堂党争似的。
上书弹劾，不是一次性的。
一开始，只是蜻蜓点水，给皇帝留个印象。然后慢慢地不断加深印象，让皇帝感到烦躁。最后，抓住对方的一次犯错，群起而攻之。
就算这人是皇帝的心腹，这么长时间地连续攻讦，一点点地逐渐加深、逐次强化，就可以动摇皇帝的意志了。
就算这人是皇帝的亲兄弟、亲儿子，也能开刀问斩。
周不器道：“春节这段时间我在家，看了好几本历史书，就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很多时候，看似是皇帝做出来的决策，实际上是大臣们把人心算得死死的，就像牵线木偶似的控制着皇帝的心绪，操控他来做决策。议会的模式看似公平公正，但背后其实有着更聪明的资本家在操盘。不要想着在美国市场里能有真正的公平。”
史总问：“你有好办法？”
周不器摇摇头，“我能有什么好办法？花钱买平安呗。”
史总道：“做慈善？积极地参与社区扶贫活动？”
周不器笑着说：“这才几个钱？要从更大的方面把钱都花出去。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让竞争对手们眼红。中兴在美国市场的财报，要难看一些，利润率极低，最好是陷入亏损。这样一来，竞争对手就会很轻松，议会也会大大地认可中兴在美国市场里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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