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营和市场的矛盾是全世界都面临的很难解决的问题。
国营的社会职能是满足国家需求、实现国家利益，可这样的职能未必符合普通人的需求和利益，就会造成双方的矛盾。
在科技领域，指的就是从学术科研到市场的技术转化。
陆器在美国工作这么多年，这次又是刚刚从伦敦附近的三所高校考察回来，对此深有感触。
美国有700多家联邦科研机构，比如美国卫生系统的国立卫生研究院、标准与技术局下属的美国标准与技术研究院、GOGO实验室等等，这些都是国企性质。
只要是国企，就必然带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资金上的浪费。
对比之下，差距就特别明显。
美国最顶级的那批高校都是私立的，他们的经费都是来自学费、捐赠、服务……有着明确的市场导向。
市场需要什么技术，未来的技术方向是什么，他们就重点攻关那个领域的课题。科研转化率非常高，硅谷就是背靠着斯坦福、南加州、伯克利分校、麻省理工等几所大学的技术支持发展起来的。
可是公立大学和很多国营的科技研究机构就很扯淡了，政府驱动型的科研成果一大堆，却很难转化成实际应用，有投入没产出。
这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给白宫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过去二十多年的几任总统先后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法案，来推动联邦科研机构的市场化。
效果一般般。
最典型的就是NASA，明明自家的航天技术天下第一，达到了人类的最高水平。可他们很多事想做都做不了，只能把项目外包出去。
如果自己做，那花钱就太多了！
只能外包给民营的公司来做，比如波音、洛马、SpaceX。
美国如此，英国就更是这样了。
比美国还严重。
因为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也都是公立的，主要的资金来源就是英国政府。为了解决这个现状，英国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改革，包括在商务部内设立技术管理部门，允许国家实验室与企业、大学共同合作与研发，绩效考核制度，将技术转移作为实验室、科学家、工程师工作的考核指标，设立奖励制度与分配制度等等。
最重要的就是对科研团队的奖励和分配。
其中就以剑桥的Enterprise和牛津的Innovations最为知名，这是两家销售公司，是专门卖技术卖专利的。
科研团队们把科研成果做出来之后，可以委托给销售公司，由专业的销售跟市场对接，完成技术转让。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科研人做科研，销售人做销售。
梁静听后，就当即断言：“这套模式比国内好。”
陆器长年在国外，对国内的环境不太了解，“这是主流吧？”
梁静道：“国内都是教授团队直接跟市场对接，自己去联系企业。那些有市场资源的教授就特别吃香，因为他们更能市场转化。一些技术实力很强却缺乏资源的年轻人因为做不到市场转化，就拿不到项目资金，拿不到项目资金就更做不出项目来吸引关注了，形成恶性循环。”
陆器皱起眉头，很难理解，“科学家的专长是做科研，让他们做市场……”
“你这话说的，你不也是科学家嘛。”
周不器笑哈哈，开了句玩笑。
陆器和沈向阳一样，都是世界最顶级的人工智能科学家。
陆器摇摇头，“我也不擅长做市场，我做的是企业管理，让懂市场人来做市场。在科研上，我也只提供大体方向，连架构都不做了。”
周不器摆摆手，有点武断地说：“国情不同，国内这边流行的是‘许名不许利，许利不许名’。像医生、教师、科学家这种岗位，因为利益给的不够，所以名望就特别高。美名之下，就会把一些岗位神圣化，比如医生、老师、科学家。尤其是科学家，都恨不得敬如神明了，好像他们什么都懂似的，既然能当官也能办企业，既然管学校也能做市场，既然做战略也能做销售。”
梁静这段时间跟清华有密切往来，尤其是那些科研教授们，几乎天天都要泡在一起，所以她很了解这个现状，“老板说的这个……是个大概念，细节其实很简单。”
“哦？什么原因？”
“信任。”
“信任？”
“对，就是，嗯……”梁静犹豫了一下，有点无奈，“就是科研团队不放心把科研成果授权给第三方公司来销售，只能自己去卖。”
陆器微微一愣，“为什么？”
梁静狐疑地看他一眼。
他以前不是在复旦大学当教授吗？怎么会不知道？
周不器轻咳一声，帮他解释，“他在国内时，国内还没有推出允许高校里的科研成果向民营企业进行转让的政策。”
这时，他已经明白梁静的意思了。
是啊，信任！
谁能保证第三方的销售公司会一心一意地为科学家的利益着想？
比如清华一个科研团队开发出了一个人工智能算法，很先进。紫微星要出资500万元买下。去联系第三方的销售公司，这里就有猫腻了。
第三方公司的负责人，可以通过亲戚朋友注册一个中介公司，然后由中介公司与第三方公司对接，以100万元的价格买下这个人工智能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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